李欣频：对内地广告和广告人的感觉

　　对大陆广告和广告人的感觉

　　本报记者：你的一些广告文案的书籍在内地出版后反响比较大，有没有出乎自己的意料？

　　李欣频：我蛮意外的。本来还想慢慢介绍，所以出版社还放了一些我的介绍在里面，但这边的媒体见到后说看我的东西看了很久了，手上几乎都有我的繁体字版的东西，我是蛮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正式在这边出书，没有正式和这边的人见面。

　　本报记者：跟大陆的广告人接触多吗？

　　李欣频：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开始和我联系了，跟其他广告公司见面的事情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之前对大陆这块了解比较少。大陆很多人是通过网络和在内地的广告书店知道我的。

　　本报记者：你现在在内地教学生，自己本身也是学生(读博)，你觉得你的学生对广告的理解和你们在台北对广告的理解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李欣频：这边的人可能认为文案不是很重要吧。他们可能在乎这个东西能赚多少钱。不太在乎这个东西能带来什么美感和文化影响。

　　本报记者：有没有感觉到不少广告像台北早期的广告，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李欣频：一些叫卖式的广告比较象台北早期的广告，只讲产品和价钱。如果广告分成几个断面的话，有最初的，中的，和未来的，这几种广告形式会同时出现，像是很多时空突然在这个地方交汇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文本都会在这里(内地)发生。

　　本报记者：你认为这种想法会不会是广告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比较正常的通用想法？

　　李欣频：其实无论是在台北的哪一段时间，永远都会有这批人，他们可能对钱这件事情和一般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他赚钱可能是为了可以好好地约会，可以去旅行，他不会说去买房子或车子。最近有一批台湾人过来，像赖声川的戏，林怀明的舞，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文化上的努力以及他们在培训团员和学生时候的文化使命感，这个东西的价值远远超过金钱，他们只会想去做一件自己心目中对得起自己和这个社会的事情。

　　本报记者：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我看你对北京的评论也很复杂，有喜欢它的一面，也有认为它浮躁的一面，从你个人来讲喜欢呆在这个地方吗？

　　李欣频：喜欢，反而是我在北京比在台北更有家的感觉。你呆在北京，会知道这里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记忆，即便是这些记忆不是我的，但也可以连接上，可以找到生命很底层的脉动的部分，而在台北比较少能抓到这部分。台北是更浮躁的一个城市，每天可能有很多的表演和艺术，但每个人的心都很浮躁，像是浮萍，在池塘里飘来飘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枯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长出根，因为不知道水什么时候会干。没有根，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而在北京，有往上长的那块土地，在这边有很强的踏实感。在这边呆两三个月，会看到明年、后年的自己，就像树一样，种子种下去，会知道两年、三年后长的样子。

　　在台北的那种虚无感是让我下定决心来这边的另外一个原因。我没有办法像那样漂在水上，不知道我还能往上和往下长什么。在这边，我会知道，一点种下去，假以时日，一年半载，它就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在这边跟人相处和那边跟人相处是不同的，在这边你会看到人友善的部分，一些刚认识的人会愿意谈一些很深入的东西，而在台北，大家都很想谈深入的东西，但一碰到那块大家就都不谈了，就感觉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索性就不谈了。

　　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悲观的命运

　　本报记者：有人说你创造了一种边缘写作方式，介于文学和广告之间？这种方式在大陆还比较少，或者说写得不是那么好，你认为这种方式将来会在大陆流行吗？

　　李欣频：这种方式在台湾是主流的。如果台商来这边做企业，他的诉求对象是以台湾人为主的话，这样的文案是可以适用的，但我不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差异很大，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在这边同样适用。我的东西是非常台北的语言。我书上没有任何字说我要在这边做复制的东西，也不代表我要在这边接文案，我只是很忠实地表现出台北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结合了广告和文学的氛围。

　　我也蛮期待说这个东西出去后会有一些副作用，大家回去后去找自己所在地的调子，这种调子使你进入北京的书店和进入上海的书店时，马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调子。像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都可以做到在台北的书店和在台中和高雄的书店是不同的，台湾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应该有什么样的书，即便是连锁书店都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但在这边，我坦白讲，还没有看到这个部分。我去逛了北京的书店和上海的书店，没有感觉到很大的差别。如果不看书店名，就不会知道是在哪个书城。我是觉得如果能做得好的话，对读书人来说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在逛每一个书店的时候就像在旅游不同的城市中心的灵魂所在地。书店和卖场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北京的家乐福和上海的家乐福一样，那没关系，但书店不一样，书店是最能够反映一个城市灵魂的状态，如果北京的书店和上海的书店从进门的摆设什么的都一样的话，那非常可惜。北京是一个非常注重历史的地方，上海非常重视商业，所以书店应该有所在地的味道。

　　本报记者：对于把自己这么唯美的文字和那些消费主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有没有偶然出现不舒服的感觉？

　　李欣频：如果把这些唯美的文字和纯文本的东西放在一起，可能只有几百、几千，最多上万的读者会看到，你影响的就是这些人，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转换，它只是被放在一个比较大众的媒介上，它可能是结合了一个商品，在不影响你文字纯度的状况下，它可能是被几百万、几千万的人看到，我觉得那个意义大过你写一部小书只被几百人看到。所以，我反而是会看影响层面的问题。我能抓住那个尺度，在商业化里面，我能够兼顾销售商业目的以及文字的品质，我已经找到那个方法了。我会觉得哪个东西可能更有意义。即便是我现在回来写纯文学的东西时，我也会想办法把他变成一个最大众的行销的方式，可能会变成电影或变成戏剧，会让更多人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即便是广告，我也会想办法把它做成一个文学该有的影响力，而文学我要把它做成跟广告一样大的影响力。当然是好的影响。

　　本报记者：在广告行业很长时间了，你最喜欢的东西，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李欣频：最喜欢的是我可以接触不同的种类，比如我今天可以写书店，明天可以写百货公司，后天可以写衣服，大后天可以写旅行。它能满足我想要变化很多身份的部分，像换很多剧本，这部分是我觉得好玩的，乐此不疲的。如果有抵触，我基本会避开抵触的部分，去找舒服的部分。像一部车走在路上，有人会看到路障，有人会看到路在哪里。看到好的部分，才是我活下去的动力。即便是看到路障，我会觉得还是会有路可以走。我不会看到挡的东西。我常说愚公移山是件很笨的事情，你可以绕路走到你想到的地方，只是路远一点而已。绕路的过程你不会觉得是麻烦和障碍，你顺着山路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另一番风景。当人把山当成障碍时，他就会跟山对抗，他毕其一生把山移走了，他也死了，他永远没有达到要移走山，去山对面的目的。你想办法把你的缺点和障碍移走，可你却花了你一生的时间，所以有障碍就绕着走。这就是我对人生的态度。绕路有绕路的风景。我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乐观行动者，说悲观主义，是我觉得人生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应该把每天当成最后一天过，把每件事当成最后一件事情做。乐观行动者，就是你知道明天你可能不在，就在今天做到无愧自己，我是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悲观的命运。

　　本报记者：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彻底不写文案了，或离开广告行业了？有没有对将来更远的一个规划？

　　李欣频：我随时都可以不写文案。我不会限制自己不做什么事情，我对文案是有热情的，如果有一天有个很好的机会，有个很好的案子，我还是会写。我不会逼自己去割舍一个我认为还不错的状态，我基本上不会说看到文案想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