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改革取决政府能否约束自身

　　木佳 实习生 刘艳／文

　　最近，根据联合国组织、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联合发表一份关于解读中国的专题报告中的47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30万人非常富有，除不动产外，他们可支配的现金高达100万美元。中国拥有几乎无限大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源泉，廉价劳动力大约达到7.53亿。而我们的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对第一线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农民等收入过低。由此，中国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汪玉凯教授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与我国为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坚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有关。然而，在过去的实践中，我们似乎在坚持“效率优先”考虑的比较多，而对“兼顾公平”方面却重视的不够，这至少是导致目前出现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具体表现在：第一，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受到强势利益群体的影响，弱势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小，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政府到现在还难以有效控制内部的腐败行为，自我纠错能力偏弱。第二，政府有明显的与民争利的倾向。政府在一些政策制定方面，过多地考虑政府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了民众的利益。比如在城市化进程中，把核心地段通过拆迁，掌握到政府手中，政府获得很大利益。另外，还表现在医疗、教育、住房的某些改革中，有盲目引进市场化的倾向，从而加剧了民众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第三，垄断企业背靠政府权力，通过行政性垄断，过多地吞吃了全社会的福利。如电信、电力、民航、金融、铁道、

邮政等部门形成了垄断地位，其利润也大幅度上升。这些利润没有被全民共享，而是被垄断行业内部吞吃。

　　因此，现在有必要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行反思，是否到了需要重新确立这两者关系的时候了，如“效率”和“公平”兼顾或并举？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即将出台，作为政府虽有“亡羊补牢”之嫌，但整体上应该还是及时的。

　　汪玉凯认为，中央提出的“保低、调高、综合推进”的方案，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同时他也认为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会困难重重。具体来说，“保低”被负责改革方案起草的专家锁定为“当前较为紧迫的问题”。“保低”的重点考虑范围包括因企业改组改制、缺乏劳动技能和生活来源、资源枯竭的城市工矿区、老工业基地的困难群体。同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被考虑。将农民纳入低保范围是不少人的呼声，不久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公开提出这一主张，但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不切实际，超越了现阶段国情。对此，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表示，全民“保低”是迟早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钱如何解决。而汪玉凯教授认为，政府具有3万亿的财政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前这笔钱主要用在行政开支，现在只要通过降低行政开支来用于解决民生问题，就能够解决问题。另外，政府还要高度重视第一次分配中的公平、公正问题。

　　在解决“较为紧迫”的“保低”问题的同时，“调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发改委有位官员分析说，对垄断行业和国企的利润和收入，关键是要区分哪部分是因为垄断地位而取得的，哪部分是因为经营业绩取得的。对前者应该纳入公共预算，由全民分享。汪玉凯认为，这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政府自身的规范化，同时也和民众的“公平感受”相关。但这在具体的操作中比较困难。我们的基础工作还远没有做好。如何界定高收入人群，通过什么机制来掌握高收入人群，如何建构诚信体系？这些问题都给具体的规范化形成障碍。

　　此外，据汪玉凯介绍说，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会从公共部门切入。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与政府行为有关。政府是否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为此次改革成败的关键。汪教授进一步解释说，这项改革将会直接涉及到1.2亿人的利益。包括：

公务员队伍约700万，事业单位3000万，政府和事业单位还有700万工勤人员，再加上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万优抚对象等，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而这个领域中公务员系统收入分配的改革，又处于关键地位。目前公务员队伍内部收入差距已经拉得很大，如果解决不好，将会成为引发我国政府行为出现紊乱的祸根，也会成为所有政府行为难以规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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