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案止于“道德恐怖”

　　9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声明》发表。这场天价索赔案，最终握手言和——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式的中庸结局。《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在解释性质的文章《为什么是和解还有歉意》中称：“我知道很多朋友失望。他们希望看到整个诉讼过程——不是因为诉讼好看，而是希望从中得到更多启发，发现更多价值，从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司法建设、新闻报道建立一些标志，甚至是判例的界碑。”但他以为，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即便“大获全胜”，也不是真的胜利，因为自己并不快乐，对富士康也不公平。(9月4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社会各界的反应里，何力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9月1日在《经济观察报》撰文认为，富士康案其实是富士康公司借法律手段引发的，碰触到社会道德情感与制度安排之殇的公共事件。它涉及制度层面(如工人权益、工会的作用、劳动监察部门的职责等)、法律层面(宏观微观，事无巨细)、道德情感(案件实质是刺痛了人们的道德情感、做人常理和社会各界对诸多制度问题原本就存在的疑惑和怨情)。

　　不管社会各界怎么分析，秦朔如何解释，笔者还是认为，整个富士康案，一直都是与“道德”两字相伴的。记者基于传统道德，对非人性化的加班进行抨击，造成了报道的“瑕疵”；富士康抓住了记者报道“瑕疵”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小辫子，进而诉诸职业道德层面的标准——法律，在此过程中又因为“3000万”触痛了金钱道德；而传统道德与职业道德的交错中，加上金钱道德的纠缠不清，无论是富士康还是第一财经日报，都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接受全民参与的道德审判，该案由此“全盛”，“公众舆论审判”的重压之下双方都有些吃不消，为了平息众议论，职业道德和金钱道德都只能为传统道德让步，所以最终的解决方式就回到了传统道德的精髓——和。以和为贵，金庸笔下势同水火的西毒和北丐最后不也是相拥而终吗？

　　其实，公众在热情关注富士康案的同时，也应该想到事情的结局——和现实一样，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握手言和，也许是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所谓的职业道德，在群体道德面前，往往只能是配角。况且，无视自己的职业道德而指责别人职业道德的做法，本身就是极大的不道德。这个方面，富士康和“一财”都没做好，所以官司打下去，他们都脱不了道德的谴责。显然，他们两者也都看到了这个可怕的“道德恐怖”的后果，因此，“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最小损失的解决方法。

　　孟德斯鸠说过：“民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德行。”看来，秦朔说得很对：我们都需要“冷静”，以富士康案为契机，思考制度，思考法律，也思考道德。毕竟，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应该用健全和完善的制度为骨架，法律和道德为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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