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觅剑：中国如何走出过剩

　　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在经历了这几年的宏观调控之后，目前信贷持续扩张，固定资产投资继续高速增长，房价仍然居高不下。于是有言论认为，前一个阶段的宏观调控偏重于市场手段，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那么，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应该更多地发挥行政手段的独特作用。

　　究竟是不是如此？我们需要先对这两种调控手段进行区分，然后才能深入探讨它们的效果。

　　市场手段是政府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具体而言，政府购买或者销售产品和服务，使供给量或需求量发生变化，改变产品和服务的稀缺程度，从而改变市场价格，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比如发行央行票据，减少货币的供给，从而提高或降低货币的价格(利率)；建造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增加居住服务的供给，从而降低居住服务的价格(房价或房租)。而行政手段则是政府利用权力，通过指令的方式，鼓励或限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两种手段的区别在于政府是否直接“出钱”，市场手段需要政府向市场主体进行直接和即时的货币支付；而行政手段是强制性的，政府不进行直接或即时的货币支付，但有可能在事后或通过其他方式向市场主体进行补贴。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会影响到市场主体的利益，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补偿，否则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当然，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打击违规的方式强制他们遵守规定，但追求利益的市场主体会进行规避，使政府部门的打击效力下降。比如，中央政府可以对地方的重大投资项目进行清查，地方则可以在中央检查过后继续扩大投资。政府部门可以继续加大打击力度，但执行成本会很高。因此，有效的调控应是对利益的适当引导和补偿。

　　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利益补偿不需要通过直接的货币支付，因为那时是短缺经济，需求和供给都比较短缺。短缺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利益主体单一，二是价格管制。环环相扣的价格管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补偿，比如，电力部门以低于市场价格售电，但它们也获得低价的电煤，弥补售电损失。只要是在体制内，就有可能自动获得利益补偿。需求的短缺使供给方不敢擅自提高价格，而供给的短缺则使需求方安心接受政府的调配。在短缺的状况下，行政调控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自从1990年代末期以来，

中国经济就一直在积累着过剩，整体上已经是过剩的状态。因为农民与土地脱离，劳动力过剩；因为外汇的积累，信贷资金过剩；因为产业的发展，很多产品出现过剩；因为收入的增长，一些需求又相对于供给出现过剩，比如对居住服务的需求。近年的

宏观调控，主要是对过剩的调控。过剩使得利益主体多元化，在体制之外，经济主体也能够获得资源，能够生存和发展；过剩也使价格管制效力下降，比如，当对煤的需求过剩时，煤的价格就逐渐市场化，那么，对电力部门的利益补偿链条就出现中断。政府不能有效地通过价格管制对市场主体进行暗补，还可能进行明补，例如，2005年政府对中石油和中石化进行了财政补贴。不过，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明补的可行性也越来越低。当政府不能通过价格管制和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市场主体进行补偿时，行政手段对经济调控的效力也就会减弱。

　　在前一个阶段的调控中，行政手段仍然占据了重要地位。比如，加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行政手段，因为法定利率的调整是指令性的，并不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改变资金的稀缺程度而实现。而前一阶段调控效果不明显，显示了行政手段的某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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