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吗

　　文/李坤望 赵兴军

　　[·编者按·]

　　1947年，在美国的主导下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目的就是为了避免1930年代灾难性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演。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 义开始日益高涨。

　　2004年，美国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西方国家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并最终得出结论——在某些条件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轩然大波，《商业周刊》甚至以此为题专门组织了策划文章。而贸易保护主义者似乎也迅速找到了一把十分锋利的“尚方宝剑”。

　　实际上，我们无需多论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只要看看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各国争相上演的关税大战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就可以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全球化可能令各国利益出现分化和不一致，必然会对未来的国际贸易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有一点仍然不容置疑，那就是自由贸易相对封闭的贸易保护不但对于全球利益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增进美国利益。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争论，历史上从未休止，但是自由贸易的精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倡导和拥护。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一直在全球积极推进以多边贸易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十分虔信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全球化进程驶入了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新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对于推进自由贸易的决心开始动摇了。几年后，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削弱了美国地缘战略的理论基础。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一步步抬头，尤其是在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之时，钢铁、

纺织品和农业纷纷成为了贸易摩擦的重灾区。

　　然而，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在美国却一刻也没有停息。2004年夏季，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时年89岁的保罗·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三大经济学期刊之一的《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的文章(以下简称萨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了质疑。

　　该文发出后立刻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很快成为了美国学术界、媒体、商界和决策圈的焦点。而贸易保护主义者似乎也感到找到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持。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以及迫使人民币升值呼声的增加，该文所具有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非同一般。在此，笔者试图从理论与现实这两个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一些个人述评，希望能够对这一问题所存在的一些疑点作一些澄清。

　　是否应该质疑自由贸易？

　　在萨文中，作者在李嘉图技术差异论的框架下，通过一组简单的数字模拟得出自由贸易可能损害一国福利的结论。原文假设：有两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和美国；两个部门；一个生产要素(劳动)；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0倍，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美国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从相对优势上说，美国在第1部门(例如高科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第2部门(例如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消费者的偏好相同，都是将收入平均的分配到两种产品的消费上。在这样一组假定情况下，作者进行了三组数字化模拟来证明其结论。

　　模拟一：假设两国开展自由贸易，将较封闭状态和自由贸易状态下两国的总福利和人均福利变化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自由贸易优于封闭状态，两国福利都得到了提高。

　　模拟二：从自由贸易的状态开始，假设美国生产率不变，中国的出口部门出现技术进步，然后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发现中国在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对两国而言都是有利的，两国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改善。

　　模拟三：从自由贸易状态开始，假设美国的生产率不变，而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其进口部门，技术进步导致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缩小，作者假设技术进步后两国在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上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没有发生贸易的动力，发现这种技术进步降低了美国的福利，并且这种福利损失是永久性的。

　　根据以上三个实验，萨缪尔森认为自由贸易在一些情况下会提高贸易参与国的福利水平，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会使贸易参与国的福利受到损失，从而对美国一贯的自由贸易政策取向产生了怀疑。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文章在李嘉图技术差异论的框架下，运用几组简单的数字化例子就将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清晰简洁的表达了出来。但是，作者对自由贸易精神的质疑仍然缺乏论据，而且所得到的结论在政策层面的意义甚微、乏善可陈。

　　首先，原文的分析并不能否定自由贸易的基本结论——自由贸易会给参与贸易的各方带来福利上的改善，即相对于封闭条件下而言，自由贸易会改进国家的福利水平。萨缪尔森仅仅指出了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会使美国从贸易中的获益缩小，但是并不能证明封闭比开放好，保护比自由贸易好。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否存在技术进步，或者存在哪一种技术进步，自由贸易下各个国家的人均福利水平总是不低于封闭状况下的福利水平，而且对世界而言，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都高于封闭状况下的福利水平。

　　为什么呢？原因正是在于比较优势原理发挥作用的结果。

　　首先，由于在开放状态下，各国都会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来调整生产结构，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社会分工从国内延伸到国际，每个国家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从事生产，然后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全球实际收入意义上的总产出必然会由于这种分工而大大增加，这恰恰反映了亚当·斯密关于财富增加依赖于社会分工的思想。虽然萨文给出了美国利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出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即使文章对自由贸易提出了质疑，但是作者仍然认为“从我的(对结论的)修正中并不能得出，一国应该或者不应该引入选择性的保护主义(selective protectionisms)”。

　　其次，原文是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考虑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是关于后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s)。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后发优势，使得许多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这在历史上已有诸多先例。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生产力迅速膨胀，超过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强国；20世纪以来，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很快超过了欧洲的英、法、德等老牌经济强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经济采取外向型战略取得巨大成功，超过了英、法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例子都说明，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和技术进步赶超发达国家。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的获益会受到威胁。但造成这种威胁和赶超效应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以及要素积累会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条件，带来一国内部生产结构和福利分配格局的调整，但并不能改变自由贸易提高福利水平这一基本命题的正确性。

　　第三，原文关于技术进步的假定是不现实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假设中国在进口部门突发了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假设只有中国具有技术进步而美国没有技术进步，或者中国的技术进步速率高于美国的，这也是不现实的。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美两国都在不断的发生技术进步，但是如何能证明中国的技术进步快于美国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能源、生命科学和互联网等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发生在美国，美国的高科技知识存量和科技人才数量远远高于中国，即使两国技术进步速率相同，中国在绝对数量上仍然没有美国增长的多。

　　另外，如果我们看一看中美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速率远低于美国。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以及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美国的优势在于高科技产业和发达的服务业和成熟的市场机制，美国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最好大学和科研机构，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科技创新是美国的优势所在。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产业创造了美国经济10年繁荣的奇迹。因此，认为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美国会从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受损也是无稽之谈。

　　第四，萨缪尔森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会带来美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危及到了美国的福利。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美国的进口部门时，这种技术进步不是恶化而是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条件，从而使美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与之对应的是，在出口部门获得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却往往因为经济增长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发生“悲惨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的经历。历史上，巴西就曾因为经济增长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而发生悲惨增长经历，但是还没有发达国家经历过悲惨增长。

　　另外，就现实情况而言，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03年底，美国的进口价格指数提高了5.4%，而出口价格指数提高了5.9%，如果我们扣除石油等产品，进口价格指数仅仅上升了1.7%，所以，美国的贸易条件并没有恶化，相反，却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改善。

　　第五，就分析方法而言，萨仅仅列举出了美国从中国技术进步中受到损失的可能性，但这种列举并不具有全面性和严密性，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在别的一些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遭受的福利损失。比如，当中国的劳动力增长时，中国的贸易条件会恶化，从而中国的福利会受到损害。但是这能否为中国选择贸易保护政策提供支持呢？新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会带来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从而使技术和知识在贸易伙伴国之间传播，最终缩小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

　　第六，萨文并不能作为保护主义者援引的理论依据。贸易保护主义者一直在寻求贸易保护的理论支持和精神领袖，但是绝大多数对保护主义的辩护都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并不能为贸易保护提供充足的理由。这一次，萨翁的文章同样无法为保护主义提供论据。正如作者在原文的结语中所说：“即使在自由贸易的世界中比较优势变迁的车轮真的带来了损害，一个民主国家试图保护自己的努力(走向保护)也可能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全球化，一个务实和科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无论何时，当一些发明有损于本国利益，另一些发明有利于本国利益，而这些发明都有助于世界财富的增加时，相对于院外活动所引起的关税和配额而言，选择自由贸易对每个地区仍然是最优的，因为这些院外游说将引起民主和福利的扭曲。”

　　那么，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呢？经典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贸易自由化必然会对一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即一部分的人会从中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遭受损失，实际收入降低的必然会反对自由贸易，从而形成保护主义集团。因此，关于利益补偿机制的问题，应该在一国的不同阶层之间进行调整，即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使从贸易中获益的阶层补偿从贸易中受损的阶层，从而实现总体利益的增长。但利益的补偿机制不应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进行，因为自由贸易对每个伙伴国而言都是福利的改进，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补偿问题。

　　最后，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和倡导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二战后，美国一直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关贸总协定下，发达国家制成品贸易的平均关税降到了10%以下，美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巨大了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贸易政策开始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Fair trade)，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1994年，美国专门提出“国家贸易战略”方案，该方案提出对美国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采取不同的出口战略。同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美国一直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不断引用其国际贸易修正案中的“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迫使别国开放市场，并以反补贴、反倾销、特殊保障等为由，限制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当其认定贸易伙伴实施“非公平贸易”，就竭力运用多边协定或国内法进行单方面制裁。另外，在乌拉圭回合和WTO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极力倡导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纳入谈判的议程，为其进入各国市场寻求渠道。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否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国内部分学者和一些政客中流行这样一种看法：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贸易往来会损害一部分美国人的利益，主要表现在来自低工资国家的产品输入会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使美国工资差异扩大、失业率上升。因此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施了各种贸易限制以及特殊条款(201、301条款)，以保护本国市场。那么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工资和就业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根据芬斯卓(Feenstra)等人的研究，1979～1995年之间，美国受过高中以及高中以下(12年以及12年以下)教育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降低了13.4%和20.2%，而在同期，受过大学及以上(16年及16年以上)教育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4.4%，而受过18年及18年以上的教育的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4%。因此，非熟练劳动和熟练劳动的工资差异很大。一些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呈下降趋势，但80和90年代以来，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20世纪70到80年代早期，熟练劳动力工资的下降可以归结为熟练劳动力就业的增加，可是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量都呈上升趋势，这是为什么呢？这表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从而导致相对就业和工资的同时上升。

　　同时，很多研究也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除了美国，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瑞典和英国等国的蓝领工人的工资都呈下降趋势。对这一变化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由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以及偏向熟练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引起的。但仔细考察后，不难发现技术进步是主要因素，而贸易的作用很有限。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从长期看，美国流入和流出的贸易量，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贸易量在其GDP中比重很小，不足以引起工资的巨大变化。

　　2.从进口价格的变化来看，美国世纪80年代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价格增长率高于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价格增长率，根据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当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价格上升时，非熟练劳动力的报酬应该上升，可是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熟练劳动力实际工资下降的趋势相矛盾，因此，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并不是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下降的原因，贸易对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3.从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就业变化情况来看，研究发现，1979～1987年之间，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增长了0.546%，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于产业内的劳动流动；熟练劳动力的年相对收入增长了0.719%，其中超过一半是由产业内劳动流动解释的，因此，产业间劳动的流动小于产业内劳动的流动，贸易并不能作为美国劳动力工资和就业变动的主要解释因素。

　　4.之所以说技术进步是主要因素，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已成为全球性趋势。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根据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中国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减少了15%。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对有些人而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机遇，而对另一些人而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痛苦的调整。除了个人，各国政府对经济全球化也莫衷一是。当全球市场融合为一体化时，各国政府担心失去各自的政策独立性。做出调整以适应全球化是对各国政策的一项重大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呢？

　　1.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只能去调整和适应经济全球化。

　　2.从长期来讲，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福利而言仍然是有利的。

　　3.从短期来讲，贸易自由化必然会带来一国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变动，这些变动必然伴随着一些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如失业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如何降低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调整成本是政策应该关注的问题。

　　4.为了增进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利益，各国有必要建立收入补偿机制或政策，使贸易受益者拿出一部分收益来补偿贸易的受损者。

　　结论

　　萨缪尔森只是从理论上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属于美国出口部门的领域中)可能会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即便这只是一种理论“游戏”，也并不能证明自由贸易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福利上看自由贸易仍然要优于贸易保护。另外，从现实经验看，美国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在不断改善，所以萨缪尔森的理论结果也无法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有人指出萨缪尔森的文章“没有任何政策含义”，美国国内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萨缪尔森的文章发表以后，曾欣喜若狂地以为找到了一面旗帜，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自由贸易虽然可以改善参与贸易各方的总体福利水平，但也同时会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某些要素所有者或部门会因为贸易而受损。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或阶层都拥护自由贸易，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会通过院外活动等途径来影响政策的制定，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很难被完全根除，所以现实中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绝非易事。

　　(作者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相关学术成果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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