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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华尔街电讯给中国经济学家排名，郎咸平居于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等人之前。
郎是一个语言狂人，分泌出大量的语言箭雨。他对管制和权威主义的热衷，以及对企
业国有制的过度赞美让人怀疑他基本的价值取向。他抨击中国的大股东操纵、提倡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他解析了亚洲股权金字塔结构的掠夺结构，他被热捧极具有隐喻意味：反映了人们对于之前经理人阶层MBO掠夺行为的憎恨。他让弱势群体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代言人。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的值得商榷的行为也让一些改革者和经济自由主义者感到气愤。的确，他是一个深度和肤浅共存的混合体；一个有些分不清中国改革基本走势的人。但公平地说，他在学术上要比他的对手张维迎伟大得太多。他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在世界最厉害的杂志上，比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研究》等(《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随便举几个学术上的例子，佐证他的创造力。他曾经非常震惊地攻击美国通用(GE)和国内一些著名企业，因为它们都热衷于多元化。尽管通用在多元化的领域里都做到行业前三名，但是郎还是激烈地认为，通用在韦尔奇时代逐渐毁掉自己，通用应该根据行业进行分拆，实行高度专业化。郎是有自己的学理支持的。他著名的论文《托宾Q、企业多元化和公司业绩表现》刻画了托宾Q——这个反映企业真实内在价值的指标同公司多元化是负相关关系，证明了多元化是一种毁坏企业价值的行为。在这篇论文之后，郎心安理得地成为一个极端的专业化主义者。郎还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揭示了对比欧美，东亚国家的上市公司都是类家族金字塔控股模式。他精妙地发现，欧洲公司比亚洲公司更热衷于分配股息。股息反映了内部大股东的侵占程度，具有一种信号功能。分息越多代表着大股东侵吞行为的弱化。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不分息的，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黑色东西在里面。
对待郎咸平必须要客观。实际上，郎似乎处于两头误解之中，有如置身于哈哈镜的两面。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因为不熟悉其在财务理论方面的厉害程度，于是贬低他。而民意又把他捧为一个挑战潮流的英雄，认定他是利益和良心的代表，其实他是并非如此。
没有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的两位是吴敬琏和张维迎。但他们一直处于改革的风暴眼里。张的毕业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证明了有资产的人成为老板的关键在于他有有形资产，有信誉抵押。如果一个人在月亮底下干活很容易被监督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拿工资的，如果一个人在树荫底下干活他就应该索取企业剩余、成为经理者阶层。他是一个语言异常畅白清晰的人，但他的产权思想并没有多大新意。他回国后受到欢迎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挖掘到了第一桶金，需要把自己变成老板。他的理论符合了这一改革的进程和阶段。由于他对私有产权的过度崇拜和对国有企业的痛恨，使他在民意中遭到了非议和一些不应该的诋毁。
而吴敬琏，他发表的符合西方式要求的论文更少。但是，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风向上从来没有站错地方。他非常理解经济学，他的眼界异常开阔，他总是能观察到改革中最重要的地方。尽管他说真话破坏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一些人在股市上的利益。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上，他肯定比郎咸平要值得信赖。
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判断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同他发表的论文等级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学术优异的学院分子(比如经济学论文原教旨主义者邹恒甫，他只以论文发表的等级论英雄)可能是一个对经济改革缺乏参与的人。而一些没有进入西方论文等级制的中国经济学家，有时候凭着原生态的素养，能得到一些真实质朴的结论。毕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不仅需要布满数学符号的论文、所谓的各路良心，更重要的是土生土长的直觉，以及与生俱来的理智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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