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贸易与经济转型 最大出口国会否四面楚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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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15日 12:09 21世纪经济报道 | |||||||||
10月9日,商务部外贸司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及全年走势》报告,报告称,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顺差达到602.2亿美元,按照这一进度推算,全年贸易顺差将接近1000亿美元,超过我国历史最高年份1998年1倍多,此预期相比两月前普遍预测的700亿美元又有大幅增加。 一石激起千层浪,贸易摩擦和贸易依存度的争论又起,外部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则成为
直面贸易摩擦,并不等于人民币大幅升值,更不能否定对外开放政策。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发布公报进一步肯定,要“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当然,协调外需与内需的平衡,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经济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内需不足。 近期,本报特别邀请了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隆国强、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兼董事总经理谢国忠,就贸易顺差和经济转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59期。 千亿顺差的结构分析 《21世纪》: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将达到1000亿美元,对于这个数字您怎么判断?这么大额的顺差的原因是什么?从出口的结构上您如何分析? 王子先:首先声明一下,我仅作为一个研究者发表一点个人意见。贸易顺差由去年的321亿美元猛增至今年大约1000亿美元,表明我国进出口格局由近年来的“高出高进”变成了“高出低进”,是比较重大的变化,也是一种特例。最大的原因在于经过宏观调控以后,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内需相对不足,近两年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产生了很大的供给压力。 大额贸易顺差对进出口平衡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进口的吸力减少,如往年增长较快的初级产品和钢材、化工等基础工业产品进口增速均大大放慢;二是对出口的推动大大增加,一些供给能力扩张较快的产业如汽车、冶金、电子等,出口迅速增长。其例证就是,今年1-8月一般贸易出口增速达35.4%,多年来第一次超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29%)。因此,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并不是我国进出口格局的常态。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和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政策的推进,将会逐步改变。 隆国强:顺差的主要原因是进口大幅度回落。连续三年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一直在20%多和30%多,今年全年增长速度估计也是如此,而进口从去年的30%多下降到10%多一点。这反映了国内的总需求在回落。需求决定进口,国内需求增长速度降下来以后,原来的产能已经形成了,势必要向外寻找出路,导致进口的速度比上年大幅度降低,而在出口继续保持高额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巨额贸易顺差。 从结构上来说,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我国出口在空间上的极端不平衡。按照美方的统计,去年中美之间贸易顺差是1800亿美元,中国对周边亚洲地区除香港以外的经济体,逆差也达到了1800亿美元。今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我们对美国、日本、欧盟这三大市场出口速度增长很快,达到了30%以上,进口速度极低,跌到了个位数。尤其在对美国和欧盟已经有大量顺差的基础上,“出高进低”这样的增长格局无疑会激化矛盾。 王建:从外部来说,美国无法消除自身贸易逆差的格局。美国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市场,我国贸易顺差扩大也是因为它的逆差扩大。 今年还出现了新情况,我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扩大的速度比美国还快。欧盟过去一直是贸易顺差,最近这几年,法国、意大利等始终在顺差和逆差之间波动,从去年开始,转入稳定的逆差。 从贸易格局上来看,十年前主要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现在越来越转为中国对他们的顺差。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全球经济贸易处于一场大的整合当中。产业资本正向中国这样低要素价格的国家流动。 日本也是发达国家,和美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过去日本对我们保持了两年的顺差,今年也变成了逆差。 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是发达国家或快或慢,或早或迟都要走虚拟资本主义道路的环境。这样的转型环境,需要他们把产业资本转移到中国。而这样的全球化大变局刚刚起步,远没有到头。这个转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增量的调整,更是一个存量的调整。过去发达国家生产的东西放到发展中国家,就变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由于这个外部环境,中国在未来外贸依存度超过100%、贸易顺差超过2000亿美元,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贸易顺差扩大的内部原因就是生产过剩。今年以来,虽然投资、消费和出口的需求增长水平仍很高,但是因为部分已经建成的项目开始投产,形成了供给增长率比需求增长率还高的格局,由此形成了国内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迫使部分产品转向出口市场。从投资周期看,大规模的产能释放是在2007年以后,到那时,投资需求低落而产出大大增加,国内生产过剩的问题会更严重,贸易顺差问题也会更突出。 谢国忠:一个强劲的经济本不该有巨额的顺差的。说中国经济在放慢,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从房地产销售、能源的进口等原因来看,都可以看出中国今年的经济放缓很多。总的来说,中国的外贸顺差可能是有增加,但是实际没有这么大。 “最大出口国”会否四面楚歌? 《21世纪》:据有关机构预测,我国将在五年内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对此诸位是否认同?“最大出口国”会否引发贸易摩擦的“四面楚歌”? 李雨时:这一结果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第一大出口国并不是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贸易的规模和结构现在不是靠简单的政策就可以转变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实出口产品的结构这几年也一直在转变,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发展比较快,现在我们主要是通过税收的调整,比如关税和出口退税来鼓励一部分行业的出口。 王建:我认为中国五年内成为一大出口国不成问题。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优势是最突出的。中国20多年的改革,市场机制运行已经进入正轨;另外,基础设施投资非常大;更重要的还是丰富的人力资源。 隆国强:如果保持这么高的速度的话,我们是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但是很难说会不会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因为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战略。我们要通过对外经济的贸易、交流、合作,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只是停留在利用外部的需求的层面上,是通过和国际市场的交换来提高我们经济运行的效率,深化我们参与国际分工,把我们的资源集中在最有效率的部门。 贸易摩擦肯定会是一个长期现象。在全球贸易中的排名迅速提升的过程中,肯定会面临大量的贸易摩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是高于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的,意味着我们要占别人的市场份额,自然就会产生矛盾。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和他们竞争的是人家的夕阳产业,是调整难度比较大的产业。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是他们的新兴产业,比如电子、数字产品,还有未来的汽车产业等等,这些矛盾都是很突出的。 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我们的产品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很难有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一是低附加价值产品铺天盖地,二是我们出口的大量消费品是最终产品,而不是中间产品。像美国的英特尔芯片是装在机器里面的,现在一件标明是MADE IN CHINA的产品里面经常包含了大量外国的元器件,却体现不出来,消费者经常看到的就是“中国产品”,给他们的视觉冲击很大,洪水猛兽一般,这就是国际分工造成的,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最终环节生产。 王子先: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未来5年这一地位可能还将进一步巩固,但能否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现在还不好说。当前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贸易摩擦呈现不断加剧之势。 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发生摩擦的数量不断增加,商品范围不断扩大,领域不断蔓延,总体上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当然,重点是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重点。 谢国忠:中国现在的做法是把外资吸引过来,把外国的工厂都搬过来,这种做法是主要为了解决就业,而且创造外汇以购买原材料和设备。目前这种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很大,因为它涉及到生产能力的转移,而被转移的另外一边的工人就要另外找工作,这也引起政治上的一些纠纷。这也是中国的贸易磨擦问题为什么与日本不同的原因。日本原来汽车出口去美国是因为它的质量好,这对它自己的盈利产生很积极的影响,相反,中国现有的贸易模式对西方国家公司的盈利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我们提供了很廉价的劳动力。 至于说五年内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我看并不一定。德国可能才是最大的,它目前的数字可能有一万亿,只不过它是在欧盟区内进行;而美国今年以来出口虽然有所减弱,全年估计只有8100多亿美元,但其质量要高于中国,相比之下,中国今年可能有7500亿美元,离美国不远,但是离德国还有距离,而且如果把欧元区算作一个整体,有一万三千多亿美元,那么五年内中国可能还是赶不上,因为即使我们在高速增长,别人也在发展。另外一层原因是,过去中国的出口增长与国际货币环境宽松有关系,而现在各国都在收紧货币,来自外部的需求拉动可能会有所放缓,因此今后五年中国出口增长可能会放慢不少。 《21世纪》:中美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诸位认为该如何应对?未来的趋势如何? 王子先:中美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对双方是互利双赢的,其中双边贸易不平衡是美方最注目的问题。但美国贸易逆差有自身结构性原因,其主要来源不是中国。在1997-2004年的7年间,即便按美方统计,中国在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中的比重依然是下降的,从27.2%降到24.9%。美中贸易逆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顺差转移,其利益多被其他有关各方获取,美国也是最大获益者之一。将这些顺差都算在中国身上,这背后凸现了现行国际贸易统计规则的不合理。 谢国忠:我认为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还是有限的,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自由经济,受到外来冲击时,它内部会进行重组,所以直接的贸易冲击并不大。目前的纺织品问题主要是美国纺织业有很多布匹是出口到加勒比海,加工后再回销美国的,这些纺织业主主要是考虑他们的出口市场会受影响,所以实质上他们是在保护自己的资本,而不是在保护自己的就业,他们实际的就业数字是很小的,只有10万出头一点,所以两边的摩擦并不大。倒是中美之间在钢铁业方面可能会有一定摩擦,但也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中美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贸易问题。 王建:我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家是公平竞争,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在转向虚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要把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去搞金融商品。但是这个转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大量传统产业有的要转出去,有的要倒闭,企业主要破产,工人要失业,所以如果转型太快,太剧烈,社会的成本就太高,社会就不稳定。欧盟之所以和中国谈多哈协定,十年保护还不行再延期三年,我们同意了,也是考虑到这个转型的过程。 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转移是一个大趋势,是资本的牟利性决定的。就这轮我们和欧盟的贸易纠纷来说,与其说是我们和欧盟斗,不如说是欧盟的流通商、贸易商与国内传统制造业的业主和工人在斗。 隆国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经很兴盛,为什么还保留纺织、钢铁这些传统产业,就是因为它的劳动力转到其他的产业里面相当困难。美国不惧怕IT业的竞争,反倒是要保护夕阳产业,也是因为调整的难度比较大。所以,可能仅仅涉及到几千人,甚至一个工厂的利益和就业问题,美国就会提起反倾销。所以,贸易磨擦的产生不是进口国总体多少人受益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政治问题,而是与进口冲击及进口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有关。 调整汇率无益解决贸易顺差 《21世纪》:G20会议及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上,中国都将面临即将掀起的对中国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的新一轮施压,汇率的调整能否解决根本问题?中国汇率改革方面未来五年会否有大的动作? 王子先:中国近期推出的汇改措施,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但今后运作仍会面临重大挑战。经过一个观察期后,有关方面还会对我方施加压力。G20会议已经释放出美方进一步向中国汇制施压的信息,美国国会有关人士最近增加了对美政府的压力。 一些国家制造和渲染“人民币升值论”,并不是出于单一的贸易原因,而是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扩大,一些国家不是将此作为机遇,而是视作一种威胁。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一些人就大肆制造“中国经济威胁论”。“人民币升值论”既是贸易问题的升级,也与我国成为贸易大国、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有关,更是“中国经济威胁论”的最新表现。 我们仍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激烈的斗争。这次汇改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在别人压力下被动调整更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日本的一个教训是,在美国强大的贸易压力下(以贸易逆差为借口)日元升值变成一个既定的经济外生变量,牺牲了本国的货币政策主权,这是我们必须着力避免的。 今后的选择应该是,坚持主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按照渐进模式深化和完善外汇市场,分阶段提高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尽管今后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但首先我们要竭力避免重新回归固定汇率制;其次,及时预见汇率机制未来可能遇到的新的风险与挑战,主动调整和完善,化解冲突和压力。同时,注意解决其背后的结构失衡和体制失衡,注重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要把过于注重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导向战略调整为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综合优势的战略取向,并相应调整我国的工资、就业、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培值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取代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的发展模式。 王建:首先讲一个理论问题,汇率是一个双方货币价格的折算。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几十倍的差距,主要是劳动力价格和土地要素价格的差异。冷战结束后,产业资本获得了在全球流动的新空间,生产要素价格差就显现出来了。在几倍到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面前,汇率能否解决这样的问题? 美国的高层也能看清这个问题,所以斯诺和格林斯潘都讲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只能减少中美贸易逆差,而不能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价格更高,对美国来说,要花更高的价格进口,实际是不合算。但是美国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受到中国进口的压力,大量破产和工人失业。美国政府也需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作一些姿态,来抚慰一下民心。 隆国强:美国之所以有逆差,除了是因为美元汇率高估,实际上是其储蓄率太低,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中国也一样,储蓄率如此之高,如果投资率不能与之相当,就会有顺差,这很正常,不是说通过汇率就完全能够解决。 但是完全放任市场调节的话,就有可能找到平衡点,但汇率升值过度,那些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卖出不去,反而进口增加,当然会消除贸易顺差,但是一般来说没有哪个国家会这么做。 中国是希望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取得一个平衡汇率。美国人可能希望的是通过汇率缩小双边的贸易顺差。但实际上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仅是中国一国制造,中国代表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的顺差,是转移顺差的二传手角色,所以中美之间对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比值判断就是有差异的。对中国来说,汇率政策是让本国能够灵活地调整国际收支,发挥比较优势。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欧洲人,都认同中国人民币的汇率需要更加灵活的机制,但是这个灵活的汇率机制究竟是什么,可能大家判断也都不一样,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实质上的钉住汇率变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一点外国很欢迎,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未来我国汇率机制不会变,但是汇率的比价会变,如果国内不出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地增长,基于这一系列的基本假设前提下,随着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人民币在“十一五”期间可能会进一步升值。 谢国忠:中国生产力过剩很多,今明两年最终还是得指望通过出口来缓和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汇率政策纯粹只是一种游戏而已,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作用。 如果中国只是为了满足贸易伙伴的要求,就对货币进行升值,那么只有当人民币升值至使出口增长停滞时方才有效,而届时中国的经济将严重受损。 经济转型:扩大内需 《21世纪》:从国内方面看,目前的外贸依存度也引起了多方的忧虑,对此,诸位如何看待? 王建:很多人在批评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太高,这个看法其实是不正确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外贸依存度。日本在60~7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外资在本国出口中几乎等于零,是因为没有全球产业资本大转移这个背景,而在今天,由于国际产业资本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是在中国生产出他们过去在国内生产的东西,就表现为外资出口在中国出口中占有主要份额,目前已高达57%,如果把外资在中国的生产去除掉了,单看一般贸易,即中国自己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大约只占GDP的15%到16%,与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比重是相似的。国际产业资本的大转移现在还只是开始,还没有到高峰,所以中国在未来的外贸依存度还会上升,贸易顺差还会增加,这是正常的。 隆国强: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只是一个参考,不是说它高风险就高。我们在十五的时候以及制定在十一五规划的时候都做过研究,发现目前的外贸依存度风险并不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随着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提高,风险还降低了。这是因为,一方面,现在越来越深化在全球的分工以后,世界各国一损俱损,彼此之间的关联也越来越紧密。我们曾经查过许多反倾销的案子,现在大家有很多的误解,说加工贸易是贸易摩擦的热点,但是我们发现针对中国的贸易反倾销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都不到20%。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在全球贸易份额中逐步扩大,虽然贸易磨擦会增加,但其他国家不敢轻易对中国发起大规模的贸易战,不进口中国纺织品,进口国的消费者就会有意见,我们的一举一动已经影响到对方的生活。所以,当市场份额增大以后,我们反而更安全了。中国的战略是融入全球的发展战略,和原来很多国家的战略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简单地再用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来简单地评估开放的风险高低。开放经济就会有开放经济的风险,关起门来有关起门来的风险,风险的来源不一样,传导机制不一样,可能需要的防范的机制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欠缺就是这方面的思考。 《21世纪》: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中国降低外贸依存度经济增长对外贸的办法是扩大内需。诸位是否认同?“十一五”期间我们该如何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 隆国强:有一种误解把内需的扩张和外需的扩张对立起来,好像因为注重了外需,所以内需就没发展起来,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出口的增长并没有打击内需的增长,比如说农民需求起不来,可能是农民收入太低,收入分配不公,可能是农村的分销体系不健全,可能是农村的电价太贵等等,哪一条和出口都没有关系。所以说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不是对立起来的关系,对于每一个厂家来说,选择把东西卖到美国还是贵州,从供给的角度看要取决于哪个市场好。所以,内需不畅不是因为利用了外需,不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扩大出口的政策。恰恰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外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需。 中国在劳动力过剩的背景下,要最大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加快提高我们的收入,同时针对阻碍内需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因素进行改革、进行突破,把内需逐步发展起来。所以,国际市场对我们的贡献,不是在需求层面上,更多的是在供给层面上。就是我们把资源放在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出口换来关键设备、技术、资源等等,这样才使得中国的经济能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内需才能增加。 王子先:“十一五”期间,我国外贸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将面对不少新的挑战。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外贸经历超常规的高增长以后,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也在不断增加,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特别是今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的局面潜存着很大风险。 从长期看,我国外贸发展有着自身的周期性,1998年经济陷入低谷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变动都与外贸出口涨落有着很大的关系。“十一五”期间,我们必须预防由于外需回落给国内经济带来重大冲击,避免经济增长出现过快的下降。防范外需下降的风险应该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为55.5%大大低于世界平均近80%的水平。我国消费率多年来持续降低,从1981的67.5%降到2004年的53.6%,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由外向驱动向居民消费主导型模式的转变,并积极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着力提高自主发展和创新能力,势在必行。 当前,扩大内需的核心是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是近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关键方面,作为长期战略任务,主旨是要改变我国消费率长期以来持续下降的局面,扭转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动力,形成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新型经济增长动力模式。 谢国忠:中国下一个五年可能要困难得多,中国过去的五年,是正值美国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的五年,当时引起新一轮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上升,这种货币供应对中国的负面经济影响并不大,因为中国国内的科技泡沫并不大,但这种庞大的货币供应正好带来中国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和消费的上升,某种程度上正好与中国的出口机器吻合,引起了中国出口的增长,整个经济大幅上升,这五年可以说一半是中国的运气,一半是中国自身的竞争力。 但是今后五年,这种高增长的前景可能不存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面临坎坷。 (本报记者滕晓萌亦有重要贡献,实习记者吴斌斌、田野参与整理)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