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利己与利他

　　作者：傅勇

　　当前，我们致力于在市场经济中建设和谐社会。学经济学的人应该会立即想起亚当.斯密的那段被世人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述。

　　斯密相信人性的存在。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即从个人利益出发来从事一切活动。增加 国民财富的分工和交换正产生于这种利己之心。承认人的利己心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市场经济不是要消灭人的利己心，而是承认并利用人的利己心。毕竟，我们所获得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他人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因此，利己心和市场经济是高度兼容的。事实上，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义者，那么反而会导致市场的失灵。设想，市场上有许多善良的人，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但由此产生的供求关系是虚假的，最终将导致社会生产的混乱，从而远离社会均衡点。

　　然而，这个忙忙碌碌、摆布利欲的市场之手到底会把人类引向何处？对抗、混乱，还是贫困？斯密雄辩地宣称，前途一片光明：分工得以扩大，财富得以积累，整体社会福利得以增进，乃至充分的市场竞争会导致社会全体成员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美妙到无法再加以改进。

　　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完美统一所深含的哲学思辨，及其所展现的美好前景，足以“俘虏”任何人，尤其是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塞斯甚至相信和谐社会只能在市场经济中达到——“要么是市场经济，要么是混乱”。

　　然而，斯密所构建的理想社会机制真的完美无缺吗？

　　“经济学节约了爱”是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琼.洛宾逊夫人的一句趣语，我想她指的是斯密以下的主流经济学。虽是趣语，然而仔细考量，意味却深。斯密的经济人只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机器，如果他们有爱的话，那也只是爱自己，个个是自恋狂。

　　这种哲学的质感是冰冷的。

　　经济波动(甚至危机)、贫富分化、外部性等种种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这一逻辑的基础并不坚实。撇开这一点不说，一旦人的活动越出经济交换领域，活动“过程”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因为，人们无法根据“结果”来有效地激励行为人。

　　自利的公职人员首先没有激励去为社会尽最大努力。和私人领域不同，公职人员没有剩余索取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报酬基本固定，不像企业主能够获取效益提高的大部分好处。设想一位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某项政策提高全镇50万居民的福利，但实施这一政策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而作为该镇居民的一员，从这项政策中所获得的好处和别的任何人是一样的，从而只占有其中的50万分之一。同全部获得这些福利的企业主相比，他的努力程度近乎前者的50万分之一。政策将很难成功实行。

　　其次，自利的公职人员会以权谋私。公职人员手握公共权力，掌握公共资源，自利的他，将会利用一切机会，甚至是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来为自己谋利。

　　正因如此，从制度层面上设计合理的约束激励机制对和谐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制度通过增加利己行为的成本、提高服务他人的收益，能使公职人员与社会公众的效用目标趋于一致。制度更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公共选择机制，借以传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监督政策制定执行的公正性。

　　由于公共领域的特殊性质，上述制度安排能解决部分问题，可惜难以完全奏效。因为首先无法知道公职人员是否已尽全力，对第二类问题即便有效，也难彻底。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和谐社会还有赖于如下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他心理的人选到公共事务领域，而让自利人留在市场部门。当然这里的“君子”、“小人”并不带有褒贬色彩。自利的人对和谐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退一步说，利他的人也可能是自利的，他们通过增进他人的福利而找到快乐。

　　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我们无法企望所有人都道德高尚，幸好市场经济和制度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虽然在一些领域利他精神还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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