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义利之辩

　　当前，我们致力于在市场经济中建设和谐社会，学经济学的人应该会立即想起亚当·斯密的那段被世人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述。而凯恩斯曾在《通论》的最后一段自信地宣称，世界是由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统治着。在这一点上，斯密可能比凯恩斯自己更有资格———即便是在这个当年被斯密贬抑过的国度，许多人也成了这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

　　作为大卫·休谟的朋友，斯密相信人性的存在。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即从个人利益出发来从事一切活动。增加国民财富的分工和交换正产生于这种利己之心。斯密认为，承认人的利己心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市场经济不是要消灭人的利己心，而是承认并利用人的利己心，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

　　然而，这个忙忙碌碌、摆布利欲的市场之手到底会把人类引向何处？对抗，混乱，还是贫困？斯密雄辩地宣称，前途一片光明：分工得以扩大，财富得以积累，整个社会福利得以增进。乃至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证明，充分的市场竞争会导致社会全体成员的最佳状态，即帕累托最优。

　　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完美统一所深含的哲学思辨，及其所展现的美好前景，足以“俘虏”任何人，尤其是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甚至相信和谐社会只能在市场经济中达到———“要么是市场经济，要么是混乱”。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同时论证，市场经济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富足和秩序，也是通向民主自由之路。

　　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从未停歇。与市场浪漫主义者不同，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说教激发人们的高尚道德来实现。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义者，那么反而会导致市场的失灵。设想，市场上有许多善良的人，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但由此产生的供求关系是虚假的，价格传递错误的信息，最终导致社会生产混乱，从而远离社会均衡点。所以，市场经济中，人人利他反而会帮倒忙。

　　然而，斯密所构建的理想社会机制真的完美无缺吗？

　　“经济学节约了爱”是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琼·洛宾逊夫人的一句趣语，我想她指的是斯密以下的主流经济学。虽是趣语，然而仔细考量，意味却深。斯密的经济人只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机器，如果他们有爱的话，那也只是爱自己，个个是自恋狂。

　　这种哲学的质感是冰冷的。

　　种种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这一逻辑的基础并不坚实，撇开这一点不说，一旦人的活动越出经济交换领域，活动“过程”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因为，人们无法根据结果来有效地激励行为人。

　　自利的公职人员首先缺乏激励去为社会尽最大努力。和私人领域不同，公职人员没有剩余索取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报酬基本固定，不像企业主能够获取效益提高的大部分好处。设想一位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某项政策提高全镇50万居民的福利，但实施这一政策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而作为该镇居民的一员，从这项政策中所获得的好处和别的任何人是一样的，从而只占有其中的50万分之一。同全部获得这些福利的企业主相比，他的努力程度近乎前者的50万分之一。政策将很难成功实行。

　　其次，自利的公职人员会以权谋私。公职人员手握公共权力，掌握公共资源，自利的他，将会利用一切机会，甚至是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来为自己牟利。

　　完善监督能解决部分问题，但可惜难以完全奏效，因为无法知道公职人员是否已尽全力，对第二类问题即便有效，也难彻底。实际上，无论市场经济如何发达，监督如何完善，腐败分子总会有机可乘。

　　所以，公共事务中的人如果纯粹利己，那么一系列的问题就难以避免。虽然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已经将经济人假定用于公共领域的分析，但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令人悲观的：政府机构无限膨胀，官员伺机腐败，甚至会产生政治经济周期(也就是说，为了能再次当选，政治家操纵经济指标在关键时期呈现利好)。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理想的社会应该建立在这样的机制之上：将有利他心理的人选到公共事务领域，而让自利人留在市场部门。这样各得其所。当然这里的“君子”“小人”并不带有褒贬色彩。自利的人对和谐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退一步说，利他的人也可能是自利的，他们通过增进他人的福利而找到快乐。

　　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我们无法企望所有人都道德高尚，幸好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公共领域的人还是应该有些利他精神的。

　　□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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