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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文
将汇率市场变化对一国造成的影响仅仅理解为发生在外汇储备当中的得失是非常狭隘的。
与其争论美元持续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蒸发的风险，以及要不要增加欧元的储备，
倒不如借此机会深刻反思一下由来已久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12月8日，出席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随着市场的变化，中国将逐渐实行人民币弹性汇率机制，但这是一个复杂和渐进的过程。应该说，在汇率形成机制上，这并不是中国的第一次表态，差不多一年前，温家宝在北京会见美国财长斯诺时也谈过类似的观点。
事实上，如果汇率问题并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即使存在一个企图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所谓“美元贬值同盟”也无大碍。但如果情况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存在可以识别的不利影响，加快汇率改革就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当汇率沿同一方向持续数月发生变化，它就不再是通常所说的汇率波动，而是汇率错位。今年以来，在全球主要外汇市场录得的美元对欧元贬值幅度超过13％。这显然符合汇率错位的特征。进一步说，当同一方向的汇率变化持续数年之久，汇率错位将演变为汇率长期偏移。如果将过去三年的市场变化考虑在内，美元对欧元的贬值幅度累计已超过40％。与此同时，尽管美元对日元贬值幅度相对较小，但它们之间的汇率长期偏移问题早已存在。毋庸置疑，大国之间发生的问题统统是全球性的。作为世界贸易体系中迅速崛起的一员，美国与欧元区国家及日本之间发生的汇率长期偏移同样适用于中国。
没有必要极端地将本轮全球性的汇率长期偏移理解为针对中国的阴谋，眼下更需要冷静分析它对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形成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未来的失误。不难发现，发生在GDP增长率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总体情况是二者差距接近1∶4)，表明本轮汇率长期偏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有利影响突出地体现在贸易增长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今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继续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大致是34％，而全球贸易增长率只是它的三分之一。不过，同样不可比拟的是，尽管彼此都面对高油价，但只有中国的物价走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由1998年或更早形成的通货紧缩转变为通货膨胀，反映整体物价水平的CPI涨幅持续数月超过5％，其中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一度接近10％。说起来这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后者最终还是由美元以及紧盯美元的人民币长期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过快导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出口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都没有超过人们对汇率市场变化所能引起的经济现象的认知范围——本国货币贬值刺激出口，同时也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回想一下，今年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首先是从进口原料开始的，而后才逐步传导并发散至下游产品。即使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与进口成本上涨有密切关系。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中国在出口激增的同时出现输入型通货膨胀？为什么美国没有因为汇率长期偏移而在高油价时期出现通货膨胀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最大的中国出口市场国，美国充分利用了人民币贬值之后变得更加廉价的中国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这似乎可以看成是在本轮全球性汇率长期偏移过程中国际市场送给中国的一个礼物，使中国暂时避免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冲击。但是，作为全球石油贸易的主要结算工具，美元的贬值与油价下跌毕竟是不对称的，与长期驻扎在原油市场的国际游资获利回吐并离场转战其他投资市场有关，因此是暂时的。发生在美元与黄金之间的价格对冲现象提醒人们，在美元下跌的同时，下跌幅度更大的油价已处在超跌状态。不能排除油价重新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的可能性，而这只不过是使油价重新回到本轮全球性汇率长期偏移的轨道上来。
维持至今的人民币紧盯美元汇率制度是在早期内地较多借助香港转口贸易而师承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结果。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晋升为世界排名居前的贸易大国，并且形成较为有利的多边贸易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制度的确已不合时宜。近年来，香港也在酝酿改革汇率制度，但它的方向是选择另一个与其贸易结构关系密切经济体的货币作为新的单一外汇对价币种，比如人民币。这是由香港特有的经济地位决定的。相反，中国的追赶型经济周期远未结束，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必须与更多的经济体保持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否则，中国经济崛起未来所付出的代价将消耗太多的比较优势，进而拖累全球经济依赖新的大国崛起所形成的增长势头。无论如何，中国的确需要通过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来化解与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冲突，同时也需要改善中国在本轮全球性汇率长期偏移中目前还算不上十分有利的地位，重点缓解输入型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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