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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研究员 清议／文
鉴于近几年国债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以至中长期贷款增长有明显拉动作用，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大幅削减国债发行规模之后，伴随贷款增长需求相应减弱，国内加息压力似乎可以得到释放，进而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
不过，既然稳健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削减国债发行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似乎也不应当是无所作为——既不减息，也不加息，或者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货币供应。国际经验表明，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是必要的，否则将会出现相互削弱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方面在诠释稳健货币政策的时候，认为明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不应低于17％，而不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13.6％。这颇让人困惑不解。提升货币供应增长率显然不是紧缩银根，恰恰相反，是放松银根的表现。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基数远远大于国债发行规模，虽然是提升货币供应增长率3-4个百分点，但已足以将削减国债的效果淹没。
对明年货币政策的担心远不止于此。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扩大到国际市场，以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扩大为背景，国际经济要素变化对国内货币政策会产生一定影响。
真的可以忽视国际外汇市场出现的美元持续贬值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吗？上周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徘徊不定，市场依然弥漫着对美国“强势美元政策”的不信任。由于美国政府一向注意维护经济政策的持续性，人们没有理由指望美元贬值的势头在几个月内得到有效遏制，除非出现像一些市场人士估计的美元对欧元汇率短期内快速滑落到1.45∶1的水平并引起多国政府联手入市干预的情形。与此同时，人民币对欧元、日元、英镑等汇率也相应在低位徘徊。
本国货币的持续贬值通常会引起输入型通货膨胀。虽然彭博资讯报道称美国尚未出现输入型通货膨胀，但有三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在近期美元贬值的同时，国际市场油价不但没有因为汇率波动而相应上涨，反而出现更大幅度的下跌，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美国下游产业价格的上涨；二是尽管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强劲，达到3.9％，但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作用下，美国经济已开始显露出减速的迹象，最有代表性的是11月份新增就业岗位11.2万个，大大低于原来预计的20万个，是7月以来就业岗位增加最少的一个月；三是与中国和欧盟及日本的情况不同，美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较小，这决定了汇率波动对美国国内经济的传导作用较为有限。
反观中国的情况则不能不予以警惕。尽管缺乏最新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但从一些大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中还是能够捕捉到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影子。例如一汽大众采用较多进口配件生产的国产轿车经销商价格有所回升，宝钢集团宣布将明年第一季度钢材售价上调6％等。推而论之，以进口持续快速增长为背景，人民币跟随美元贬值将使得初步缓解的国内物价上涨重新抬头。进一步说，虽然人民币贬值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但由于出口产品利润空间很小，在原料进口成本上涨之后，很难通过维持原有价格来体现人民币贬值后的出口竞争力，而是在提价之后体现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正面影响。这将表现为以人民币标价的商品价格上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内商品价格上涨。
正是由于近来国际外汇市场出现的美元加速贬值势头，人们还不能根据10月份CPI涨幅回落而对明年国内物价形势做出乐观估计。如果CPI持续回落，对加息的忧虑自然是多余的，而一旦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影响逐步扩散，加息就在所难免。
需要警惕的是，目前国际市场油价加速下跌的情况与美元贬值极不对称。鉴于高油价所对应的基本面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方面发达国家依然受制于限制核电的法律，而且面临越来越大的核能转换压力，另一方面以中国、巴西、印度为首的贫油发展中国家“追赶型经济周期”远未结束，对进口石油的需求长期看涨。因此，明年国际市场油价有继续高位运行的可能性。如果到那时美元再贬值10％，人民币依然维持紧盯美元的格局，高油价对国内物价的系统性冲击有可能比今年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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