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谈金融风险:不要太乐观 我们还有很多未尽事项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新浪财经讯 “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6月14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比较全面的复苏的阶段，全球金融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我们也不要太乐观，”周小川告诫，我们还要认识到还有很多未尽事项，“我们需要抓住有利的时机，有利的时机比较容易解决这些问题。”

　　他认为，有利的时机也往往比较容易麻痹，对这些东西可能会有所遗忘，“还是要抓紧完成，以便我们确实做到不发生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或者说不发生那么严重。”周小川表示，在中国我们应该是有这种紧迫感的，习近平主席专门强调三大攻坚战，其中第一大攻坚战就是打好克服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很漫长，远远落后于2008年当时人们的预期，但经济终于有所复苏。周小川称，现在回忆起来，仍旧还有很多事情并没有真正做完、做好。

　　过去十年，为了解决金融危机做了大量应对工作：

　　一，采取经济复苏的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刺激计划，同时2009年通过G20的舞台，出台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

　　二，在危机过程中要通过IMF筹集新的资源。筹集这个资源，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为了防止流动性急剧短缺的现象，也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发源于发达国家，但是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是有益的损害，特别是资本外流、贸易融资短缺等等。因此，进行了两轮的融资，一个是2009年，一个是2012年，这两轮融资都是数千亿美元。同时伴随着IMF的作用，也要进行IMF治理的改革，也就是说现在国际金融治理的问题，进行了配额的改革。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治理构架上，由G20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同时大力支持BIS（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巴塞尔进程向G20领导汇报，修改金融的主要规则，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巴塞尔3”。

　　三，宏观审慎。通过这次危机推出了宏观审慎，中国也在各个重要的政府文件中都强调了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在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里，强调了资本缓冲的作用，强调了逆周期调节，同时也通过这些新的规则的要求，不同程度上出台了压力测试，通过压力测试，使得一些资本薄弱的金融机构要加快在资本市场融资，通过新的融资强健自己的资本基础。

　　四，加强监管。强调加强监管，当然这个监管首先是先针对大而不能倒，在国际上防止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上产生过大充值，先后认定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2014年G20会议上提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此外，类似的方法也推广到对保险机构的监管。

　　中国现在工、农、中、建都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平安保险是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在加强监管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最终讨论形成了“巴塞尔3”的规则，其中包括了对资本的要求，对稳定融资的比例，对于杠杆率，对于流动性的要求。

　　此外应该提到对市场规则进行了大幅的改进，首先是对影子银行进行了讨论，使得影子银行大量回归。另外，对衍生品交易进行了规范，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各种金融市场交易要式行CCP，也就是中央对手方制度。

　　五，国际货币体系和资本流动问题受到了重视。在这个进程中，2016年中国的人民币也被纳入SDR。在整个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通过国际的金融舞台大力推进了贸易融资、开发性融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气候变化融资，这些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进展。

　　六，宏观调控，为了适应危机的情况做出了很多改进和创新的探索，特别是通过量化宽松，解决利率零下跌的问题。同时也尝试过像前瞻性指引等等调节的措施。

　　但周小川表示，我们在认识所取得的成绩和改进的基础上，实际上还有很多未尽事项。和2008年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提出的一些想法、政策和所要建立的机制来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他指出了三种情况：一个是有些政策和机制还是存在争议的，大家的认识出现一些变化。还有一个，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经济复苏如果没有实现，有一些新的措施的出台，就有可能给复苏带来负面影响，就会造成一些犹豫不决。或者是在时间选择上适当拖后，拖着拖着发现都过了十年了，还有一些措施还没有出来。

　　还有哪些需要做？这些做法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进、以及防范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是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下一回危机会不会再来。”

　　一是本次金融危机里，人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金融市场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是说正反馈机制，这些正反馈机制容易使这个系统大起大落。这个问题总的来讲就是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来减少顺周期性。但周小川表示，这个做法做的并不是太有效，还不是太彻底，经济体系中仍旧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所以并没有根本解决。

　　一个是评级机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

　　第二，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是没有解决的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第三，危机的早期大家共同的认识都是有些衍生产品发展得非常过度，当然不是所有的衍生产品，还有不少衍生产品都是有用的，但有一些产品，像CDO、CDO平方、CDO立方，这些产品可能过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产生巨大的风险。

　　周小川指出，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口号并不是喊得很响，中国最突出。中国从2008年年底提出这个问题，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正式写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也为这个观点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就全球来讲，这个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于最近又出现了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的、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但是也仍旧还可以继续炒热。所以，这方面也还没有做得很充分。

　　第四，本轮经济危机中暴露的一个问题是它可能对新兴市场造成一些不利的冲击，这些冲击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资本流动所造成的。

　　周小川指出，其中的原因也跟储备货币是美元，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以后，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很重视，而且思想观念都进行了更新，IMF、BIS、FFSB都组织了多轮讨论，有了新的认识，但是最近我们又看到实际上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也就是最近大家看到阿根廷、土耳其甚至还可能有其它国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再次出现资本流动的异常。

　　第五个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这个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中，大家都关心贸易平衡、贸易赤字，周小川分析，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光是贸易问题，不光是生产能力问题、生产布局问题，还有涉及到储蓄率的问题，但是现有的美方主要的谈判对手都不承认，说我不认为这事跟储蓄率有任何关系。“说实在的，对于危机和不平衡问题的认识，这些讨论还不够彻底，认识也不够彻底。”

　　第六个问题，危机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危机是和财政政策有关系，是和财政不健康有关系，特别是从2008年发展到2010年初就出现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当时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希腊，但其它还有几个国家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为了解决财政问题，2010年G20多伦多会议上，专门强调了财政整固计划，一定要财政整固，否则危机还可能发生。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复苏太慢的原因，财政整固一直进展非常慢，甚至有的地方就放弃了。

　　现在危机过去十年了，各个国家公共财政债务余额占GDP比重，数字都不乐观，所以财政整固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此外，由于财政政策的空间问题，所以过度的货币政策运用得比较多，也有不少场合，在国际金融治理场合和专家的讨论中说对货币政策可能依赖过度了。因为依赖过度，大家对量化宽松、低利率环境时间长了都形成习惯了，今后也是面临着挑战。

　　最后一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最大的头疼的事就是救助问题，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出台了一些救助措施，争议很大，当时出台也很不容易。欧洲特别是英国救助了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劳埃德银行，后来也还有一些救助的动作，救助的过程中涉及到跨境处置问题，机构出了问题，跨境处置怎么办？

　　周小川认为，这些问题虽然说有一定的共识，但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下一次出危机的时候还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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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