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的流氓美学

　　马策/文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发现了流氓美学。这一重要发现，终于使“流氓”这个长期隐匿在认知暗处的、被各种话语肢解的文化景观显形为当下亟待厘清的学术议题。

　　说真的，我们不应该被“流氓”所吓倒。在朱大可的阐释框架中，“流氓”一词从国家主义的道德和司法语义中剥离出来了，它首先被还原为一个中性词。这是非常必要的。不错，就精神能指而言，“流氓”具有宽阔的广义性，它泛指那些丧失土地、家园和灵魂的人，即身份丧失者——朱大可进一步将之定义为：“一个标准的流氓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

　　最初，在那篇著名文论《流氓的精神分析》中，朱大可描绘了古代中国三代流氓谱系，它包括丧地者流氓神明大禹，丧国者流氓英雄孔子、墨子、荆轲、李白、杜甫，丧本者流氓隐士或游戏者竹林七贤、唐寅等人。越过艰难的诗意般的迷思，朱大可最终为我们描绘出一副流氓的美学肖像：流氓是国家的江湖镜像。这无疑是对中国流氓精神的历史性深度求解。历经十多年的反复书写，这篇文论于今发展成作者的学术专著《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作者继续深入历史。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来，国家/流氓这一对偶制乃是历史循环其间的结构性巨型框架：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震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诗歌、小说)、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五四”迄今的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

　　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但当赵本山的小品被国家主义美学接受并赢得热烈而又广泛的群众呼声时，这表明流氓话语很可能具有软化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的确，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并不总是对立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国家主义”，亦即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不是吗？我们正在倾听和叙说着诸如此类的话语。显然，当此话语变革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反讽、解构以及符号学分析，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他当真是耍惯了罗兰·巴特式的解剖美学经验的锐利手术刀——所谓的“朱体”由此生成，而《流氓的盛宴》是为集“朱体”之大成者。

　　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它风姿绰约地充任了作者解读中国本土美学经验的基本工具。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在此，它跟朱大可所批评的事物构成了极为有趣的互文关系。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