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 哈佛造

　　在世界政治家的摇篮培训中国官员

　　-本报记者 许可新

　　仇和，哈佛造？

　　“我不对仇和发表评论，这是哈佛的理念。”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长王振耀说。

　　2005年，仇和参加了被称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海外官员培训计划”的第四期“哈佛班”。而在此5年前，王振耀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取得了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王振耀是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最重要奠基人；而仇和在苏北小城宿迁的励精图治让他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

　　2008年，当上昆明市委书记不久的仇和，公布地方官员和人大代表联系电话，公开欢迎“负面新闻”，凭借一系列令人眼前一亮的公共管理手段，再次引起全国关注。不久前一名基层官员因为他的点名批评而丢掉了乌纱帽，则让仇和这名曾经的哈佛学生再度成为“争议官员”的标杆。

　　人们发现，这两位有过哈佛经历的官员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时，思维方式与同侪相比差别明显，比如开通、活跃、注重绩效。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选派官员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公共管理以来，肯尼迪政府学院教室里的座位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抢占。

　　仇和在哈佛求学的那一年，哈佛总共接待了3000名短期进修生，仇和不过是200多名在这里求学的中国官员中的一位。

　　而哈佛肯尼迪学院提供的《2006年毕业生去向》显示，每100名国际学生中就有37名来自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比毕业生第二多的西欧地区多出足足22名，其中有不少正是来自中国。

　　在肯尼迪学院绿草茵茵的花园中看到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仇和与王振耀们为什么要远涉重洋来到哈佛？

　　为什么是哈佛

　　在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看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5年前桑顿还是高盛公司的总裁，年薪千万美元，现在他在清华大学教授“全球领导力课程”，学生全部是他亲自面试挑选出来的“中国未来领导者”。由于其在中国政商两界的人脉，他被誉为“基辛格第二”。而这位21世纪的基辛格在清华每年的年薪只是象征性的1美元。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太快，相比之下，官员能力的增长速度显得慢了。”桑顿说。

　　首当其冲的是，优秀人才有了更多的选择。“与他们的师兄师姐们更多地进入政府部门相比，毕业生们现在更多地选择到私营机构去工作。” 桑顿发现。

　　一项资料显示，2006届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中，超过7成选择继续到国内外深造，只有不足2成选择就业。在另一份材料中，105名已就业的清华法学毕业生中，只有30人成为公务员。这样的数据表明，在这所当今3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众多政府高级官员的母校，也许每培养20名毕业生，才能为政府系统培养1名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