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 哈佛造(2)

　　而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更让许多官员手足无措。一位大城市的党委书记曾经很无奈地告诉桑顿教授，他需要在两年内将当地的几百家国有企业全部进行民营化改制，而此前他毫无此类工作经验，一筹莫展。

　　此情形下，加强官员的能力培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正如“哈佛班”发起人之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艺所说，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全球在各个方面都在相互深刻地影响着，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借鉴海外的重要经验！”

　　与此对应的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全球最知名的公共政策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历数仇和的校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个出类拔萃的名字：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现任香港特首曾荫权、现任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on)、现任新加坡总统李显龙、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现任利比里亚总统、同时也是非洲历史上首位女总统的瑟里夫(Ellen Sirleaf)。

　　与总统同窗

　　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能学到什么？

　　“多元的国际环境让我受益匪浅。”奥比·埃泽奎西利(Obiageli Ezekwesili)，世界银行非洲地区女副行长回答说，“我们的很多同学，在来政府学院前就已在各个方面有所成就。” 奥比笑着说，“所以在那里你可以听到迥然不同的洞见！”

　　奥比于1999年从肯尼迪政府学院取得MPA学位，而她的同学中，最知名的便是现任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他们代表了政府学院137个生源国家中的两个。

　　这种多元的国际环境给潘杰客同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潘杰客是现任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校友会执行主席，曾在肯尼迪学院学习两年。

　　在一堂国际关系课上，哈佛老师抛出了一个国际争端的案例，并向学员们寻求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案例是哈佛教学的一大特点，哈佛的每一个案例都源自现实，而通过这些案例，学院并不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通过辩论去得出自己的理解。

　　这个案例来自欧洲的斯拉夫地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复杂的种族纠葛，相继发生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危机，数十万人在战火中丧生，而对峙的不同民族却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应该怎么办，才能尽快结束暴力冲突，避免更多人丧生？

　　这在潘杰客看来，答案非常明显。国际调停的任务理所当然应该交给联合国。只有联合国这个大家公认的国际组织，才能做到不掺杂任何国家利益，并带来真正的国际和平。

　　但同班同学的回答却让潘杰客大开眼界。

　　一位来自乌干达的副总理非常鲜明地反对了潘的提议。认为，联合国的介入，会使一件本属于地区争端的小事升格为国际事件。而且，如果争端发生在非洲，肇事国会以此为由，向国际组织要挟要钱要粮，增加调停难度。因此，假如争端发生在非洲，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一个与争端各方关系都接近的第三方，由其出面把各个“朋友”都拉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

　　而来自欧洲的同学则表示，发生在欧洲的争端，应该由英、德、法等西欧大国先在私下磋商妥当后，再由欧盟出面做出决定。

　　这就是肯尼迪学院，你会发现，各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信仰在这里碰撞，而给你的启发，你在国内50年都得不到！”潘杰客说。

　　全世界的老大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精英作为学员在这里碰撞，只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化办学的一个侧面。

　　与近几年布什、布莱尔等西方政要来到北京一些高校引发的轰动相比，在肯尼迪学院，见到谁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日常教学安排中，政府学院经常邀请各国驻美大使，美国政治名人、政府要员等前来讲公开课，而各国政要也以能在这里发表演讲为荣。

　　用王振耀的话来说，政府学院在这方面可是“全世界的老大”。

　　自哈佛前校友利塔尔(Lucius N. Littauer)于1936年在哈佛建立一个政府管理学院以来，数万名各国学子已经在这里聆听了多位美国总统的演讲，也亲眼见到了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前西德总理科尔，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等国家元首，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形形色色的诺贝尔奖金和平奖获得者、文学奖获得者等著名学者。

　　各国政界名流如此频繁地在政府学院出没，以致于如果不是热点人物到访，学院都懒得张贴海报，只是一封e-mail通知了事。普通的政治人物在这里也缺乏号召力，像有一次，马英九到这里演讲时，到场的听众只有7人。

　　潘杰客初到政府学院时，对这种情况并不了解。有一次，学院将加拿大的外交部长请来讲外交课，潘杰客想当然地以为教室内肯定人满为患，于是一大早就赶到了教室抢占座位，结果正式开课时，潘杰客才发现，过来旁听的人，竟一个都没有。后来潘杰客才知道，这在政府学院早已司空见惯，学员早就不“稀罕”了。

　　备忘录怎么写

　　一些曾在肯尼迪学院上过学的中国官员告诉《财富时报》记者，大多数来到这里的学生都受到了各国官方或军方的资助，学成之后也将分别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因此肯尼迪学院教授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窄”的，主要是政府工作、公共管理以及定量分析等内容。

　　不过“窄”也意味着“专”和“细”。

　　公共管理的出发点是什么？时刻为服务对象着想！王振耀现在对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刻，而这个印象则来源于一堂普通的哈佛写作课。

　　在这堂“备忘录怎么写”的课堂上，哈佛的老师没有一上来就告诉学生，备忘录该怎么写，而是先甩给学生们一堆备忘录，让学生们讨论，领导们看到第几页会开始不耐烦。

　　学员们讨论了40来分钟，经过举手表决才统一意见——领导看到第3页就烦了。“我以为讲完这个就该讲备忘录怎么写了，谁知老师话锋一转，又提出一个问题：领导看到几页的备忘录最高兴？”王振耀说。

　　于是课堂又就此讨论了20分钟，得出答案：1页。然后又讨论了20分钟，来回答“这1页该怎么设计和安排才更易读？”。

　　“我们认为非常不重要的东西，他们认为非常重要。” 王振耀说，“后来我们醒过味来，他们其实是在研究怎么样让服务对象满意。”

　　“哈佛班”的小灶

　　在哈佛上课的中国官员，既有正儿八经参加肯尼迪政府学院入学考试拿学位证书的，也有只是短期培训的学员。

　　王振耀属于前者，他们和政府学院的其他学生一样，自己选课，完成学业，拿到学位证书。而仇和所在的“哈佛班”则属后者，哈佛为这些官员单独准备了课程，但官员们结业时只获得一纸结业证书，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网站上找不到这些官员的学位信息。

　　从2002年开始，经由中组部批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开设了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被人称为“哈佛班”，至2006年，历时5年，为中国培训了将近300名厅局级以上高级官员。

　　时任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接受《财富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真是个非常棒的计划，其结果值得期待。”

　　而在“哈佛班”启动前，美国的教授们还担心中国学生“不爱发表意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讲课中，围绕一个问题，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

　　如今，300名认为自己“收获很大”的学员都已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将哈佛所学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实现学习成果“软着陆”是他们日后的工作内容之一。

　　“哈佛班”发起人之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艺对“哈佛班”的评价是：中国官员的培训，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方式和批判方式，而是走到最先进的国家，坐下来虚心学习，这本身就为党的干部培训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去年，由于种种原因，“哈佛班”停办了一年，今年年中“哈佛班”还将重新启航。

　　“至少再培训5年！”卢艺说。

　　归国以后

　　评判哈佛的教学成果是一件困难的任务。

　　即便是“哈佛班”的主办方，也没有对这些特殊的哈佛学生进行追踪和评价。不过，300名学员回国后都根据自己实际的工作经历各撰写了一篇案例上交。去年和前年，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中精选了数十篇，分别结集出版，这样，人们就可以从这套公开的《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中，窥探到这群特殊官员的一些行为和施政理念。

　　在关于官员留洋的争论中，有人曾担心，官员在海外习得的技术性技能和中国的大环境无法融合，制定政策可能水土不服。这确实是个可能的问题，王振耀说，“这得看对所学内容的‘消化’程度。”

　　但在《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中，人们看到，学员们的触角伸及了中国许多敏感和实际的公共管理难题。有的官员已经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具体过程中，如湖北教育厅长路钢，推动了当地的大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既缓解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又为许多偏远县乡送去了有史以来第一批本科学历的乡村老师；有的官员则将矛头指向了已经存在的社会顽疾，如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提到了“政府小金库”，海南省政府秘书长许俊提到了“高考移民”，等等。

　　而王振耀回国后，则致力于对公共服务“程序”和“公开”的强调和建设。

　　3年前，王振耀曾做过一个著名的社会“实验”：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然后将捐款收据交给民政部的财务人员，要求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减免个税。财务人员吃了很大的苦头，才在两个月后将50元个税减免额返还给了这位较真的上司。

　　许多人正是通过媒体对王振耀“实验”的报道，才知道中国原来也有“捐款减税”制度。

　　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任上，王振耀推动建立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强调的不是中央和地方的从属，而是各司其职的程序；他指导成立了一个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强调的是通过信息公开，来促进慈善事业良性发展。

　　王振耀已经记不起来是哪个哈佛案例给了他这样的启示，但正是在哈佛期间，他学会了不再空泛地强调责任，而是用程序和技术，去非常具体地解决身边的问题。

　　谁更受欢迎？

　　王振耀显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一批哈佛归来的官员正在用自己的“美国模式”推进手头的工作。

　　在北京，哈佛学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史美兰不仅将“案例教学”当成了口头禅，而且与人合著出版了《中国政府管理案例》一书，她正试图将哈佛案例教学真正引入中国的官员培训教学系统，以彻底改变陈旧的中国官员培训方式。

　　在湖南，哈佛学生，深受美国发达的互联网触动的副省长徐宪平推动出台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将企业、个人、公共服务和商业领域的诚信问题放在一个办法中去规范，这在全国是一个创新。

　　而最近在云南昆明，履新不久的仇和更是频频刮起“仇和旋风”，公开领导电话，公开欢迎“负面报道”，春城迎来“仇和新政”。

　　有人曾经担心，喝过哈佛墨水的这些官员，会不会因此而与只接受过本土教育的官员在处事风格和思维方式上显得格格不入？

　　“没有大的差异！”王振耀斩钉截铁地说，“反而是，从海外回来后，我们更尊重国内的官员了，他们创造了很多价值。”

　　话虽如此，哈佛学生似乎正在逐渐受到重用。仇和已从当初苏北一个贫困市的市委书记升任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苏州市长杨卫泽升任江苏省常委、无锡市市委书记；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张苗根被扶正，刘世锦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等。

　　早在2006年，当哈佛学生仇和升迁江苏省副省长时，在距离仇和“母校”哈佛大学不远处的波士顿大学，约瑟夫·菲尔史密斯(Joseph Fewsmith)教授就发表议论说，仇和的升迁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

　　这位留着漂亮髭须的中国专家认为，在中国的基层，那些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将比那些只是建立所谓制度的官员更受欢迎。仇和主政江苏宿迁期间，用了一系列有争议的管理手法，诸如给教师下达招商任务、小偷上电视曝光，干部离职招商等等，换来了民众“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的评价。

　　不过，菲尔史密斯的另一句话意味深长：“中国可要比宿迁市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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