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2005年3月17日，第二十四期中关村论坛在海淀区政府常委会议室举行，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此次论坛。图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朱恒鹏研究员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05年3月17日，第二十四期中关村论坛在海淀区政府常委会议室举行，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此次论坛。以下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朱恒鹏副研究员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实录：

　　主持人：

　　袁总谈了他自己的理解。前面有七八个人发言，我想这里面有人看到的是问号，有的是省略号，有的是感叹号，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前面是来自于实践企业家的一组发言，下面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几个专家学者。在这之前，我先介绍四个刚到的嘉宾：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孙津；美国投资集团的任虹小姐；大北农张家旺副总裁；互联网实验室CEO王俊秀先生。现在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恒鹏先生发言。

　　朱恒鹏：

　　约我参加这次会议之前，《中关村》杂志问我，看没看到这36条，有什么感受？去年的郎顾之争我在搜狐网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反驳朗咸平，自此形成了每天一上网就到搜狐网看财经新闻的习惯，36条一出来我就看到了。看到之后没有什么高兴的感觉，和心理预期差别太大。在我看来，那36条意见的题目不应该叫《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意见》而应该叫《关于减少对非公有制经济歧视和限制的若干意见》。什么叫鼓励，我不愿意干或者尽管打算干但干劲不足，你推动我干，这叫鼓励。现实情况不是这样，意见中提到的许多事情民营经济憋着劲想干，却限制他们干甚至不让他们干，36条意见是要减少这些约束和限制，是在给民营经济松绑。算不上鼓励。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政策的出台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有许许多多的政治考虑，不可能尽如人意。不管怎么说，出台这么一个意见，至少比没有还是要好一些。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我对这个意见的感觉是远没有达到预期。其中，有两点我认为应该明确提出的意见都没有提到：在竞争性领域坚定不移地实施国退民进和大力减少政府管制。而这两点不在政策上予以明确，所谓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难让人相信政府有足够的诚意。

　　第一点是要真正让民营经济获得国民待遇，获得平等竞争、平等发展的机会，那么就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国退民进，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是有很大共识的。实际上，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议中就明确了这一点。那个决议已经是六年前的了。不过从去年一年看，在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大力推进，甚至还有所退步了，甚至不提国退民进了。去年国资委几个官员讲国退民进这个说法是片面的。我认为国资委官员的这种说法不对，遂写了一篇文章《国退民进不能动摇》投给了《南方都市报》。南都报说写得很好，但是不敢发。搜狐网也不敢发。这篇文章后来发在《改革内参》上了，同时也放在了我们所的网站上，前段时间我发现上海国资委的网站转引了这篇文章。

　　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国退民进呢？国有经济无效率，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竞争性领域国退民进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局。即使在为数很少的非竞争性领域，譬如公共产品或服务部门，国有民营亦会大大提高效率，这亦被各国实践充分证实。从逻辑上讲，如果存在公平竞争，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会被自然淘汰，本不需要政府搞什么“国退民进”。然而问题决不这么简单。只要存在国有经济，所谓的竞争性领域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其实，不管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行业，只要那个行业既有国企又有民企，那些国企就会是“特权”企业，那些民企的日子就不好过。如今的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直属中央政府的大型国有企业享受着绵绵不绝的父爱，外资企业享受着中国入世以后对他们按WTO规则办事的国民待遇。当然，和民企相比，那是超国民待遇，如果我们把民企看作是国民而非臣民的话。36条意见中明确表示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是对这样的原则性意见，我们不能太乐观，许多政府部门并不真正贯彻执行中央的意见，对外商他们按WTO规则办事，对民企他们按中国的潜规则办事，别说WTO规则，就是中央政府制定的那些落在纸面上的言之凿凿的规则民营企业也享受不到，所谓超国民待遇，这种规则的不平等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是竞争不过民营企业的。不但公平竞争竞争不过，给财政补贴，给银行贷款，给上市额度还是竞争不过，最后只能等政府亲自出手直接助其清理竞争对手。去年控制投资规模，从表面上讲，不以所有制为标准，谁的投资有效率，谁的投资更能促进社会发展就支持谁，就批准谁。可实际情况是，以冶金行业为例，民营冶金行业的投资审批几乎一个也没有通过，国有钢铁企业最终批准的投资规模比国务院的计划突破一倍，这一事实典型地说明了只要在竞争性领域存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就不可能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

　　我们必须清楚：所谓国有，必然是政府所有。作为市场竞争监管者的政府同时又是国有企业的慈父，在国企也是市场一员的情况下，政府根本不能维护公平竞争。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国有企业，有时甚至亲自出手为国企清理竞争对手。当然理由总是那么冠冕堂皇：“加强宏观调控”，“防止重复建设”，如此等等。实际上，这些年来，政府就是这样在保护国企与维护公平竞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角色中纠缠不清，而市场也因此无法实现公平竞争。

　　因此，国有经济不退出，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这正是我们主张政府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竞争性领域的“国退民进”的基本理由之一。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国退民进”的方针不能动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是作为市场失灵时的拾遗补缺的角色。我们必须清楚，尽管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对企业持股，但是历史上有哪个国家的长久兴盛是靠国有经济支撑的？今天最强大的国家都是靠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

　　好多人说浙江经济发展好，那是民营经济好。浙江民营经济搞得好有一个前提，浙江国有经济是最弱的。浙江是全国人均国有投资最少的一个地区。没有国营经济需要保护，发展民营经济也就没有什么包袱。浙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而且在咱们国家今天，你别看广东经济怎么发达、山东经济怎样发达，浙江的经济不但发达，还是整个中国最健康的。有一个数据很典型，浙江所有的银行呆坏帐率都是全国最低的，这就反映了在咱们国家这个问题具有地域特征，要说浙江中行比建行呆坏帐率低，那是银行的原因，所有浙江的银行呆坏帐都低，那就是浙江的原因了。这说明浙江经济不但发展得快，还发展得很健康。第二点，为什么要大力减少政府管制？咱们国家非公有制经济都憋足了劲要干好多事情，问题是政府管制太多，这不让你干那不让你干，干什么都有好多手续和限制，让你有劲使不出来。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有一个事情很反映我们政府的特征，那就是关于出台《反垄断法》的事情，三个部委争夺该法的立法权，争得实际上是执法权，如果出台这个法律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促进竞争，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全社会的利益，三个部委何必要争呢？谁干还不是为人民服务？谁干不可以？争得实质上是权力，是更大的管制经济从而谋求部门利益的权力，从三个部委的争夺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立法的结果会是什么。这种法律咱们国家是不需要的。美国为什么出台反垄断法？权力制衡，生活中不能出现强权，这是美国人从建国开始就根植于内心的理念。和许多人通常的理解不同，十九世纪美国出台反垄断法主要不是出于经济考虑。美国人的立国思想是建立一个没有强权、权力分散的民主制国家。十九世纪末美国人制定《反垄断法》的主要动机是担心经济权力的集中对民主不利，需要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了解《反垄断法》发源地的这个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是否制定《反垄断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美国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是，今天的中国，经济权力过大的是各级政府，而非企业。出台一部进一步增加政府经济权力的《反垄断法》与该法的精神恐怕完全是背道而驰。咱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管制太多，导致许多东西发展不起来，也导致所谓的和谐社会建立不起来。

　　前一段时间《中国经营报》采访我们谈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采访可以，说什么报道什么，最后报道的和我们说的不一样。咱们国家为什么现在还不是一个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太大。为什么收入差距这么大，让老百姓意见很大？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收入差距，像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研究表明，那些移民国家，那些起点比较平等、竞争规则公平、政府管制很少的国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收入差距，但不会很大，不会大到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特权阶层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大量富人不是靠他们的聪明才智、不是靠辛勤劳动、不是靠诚实经营发家致富，而是靠特权攫取聚敛财富。我们国家今天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太大，一部分人利用政府的特权来攫取财富。如果大家靠发展经济，靠创造社会财富来发家致富，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些阳光下发财的人，像张朝阳，像丁磊，他们很富，大家对他们没有什么意见。老百姓也明白，人家钱是怎么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钱就是再多大家也不会仇视他。我们的老百姓现在对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集中在什么地方？集中在这样的地方：有人不付出劳动，不创造财富，不生产产品，却能够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天下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只能是那些能够利用政府特权的人，如果政府没有那么多权力，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利用特权发财。咱们国家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在北京我们就说北京，政府管制太多，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北京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多数是郊区的农民干，一天至少干12个小时，一个月至少干28天，一个月交五千左右的份钱，自己最好也就落个2000元左右。劳动强度过大，严重的职业病，但凡有点办法的不干这个活。五千元的份钱交给谁了？查一查出租车公司上交国家的税收很少。国家没有拿到多少钱，咱们消费者抱怨出租车不方便，出租车司机过得不是人的生活。北京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在咱们国家肯定是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比下岗职工好不到哪里去，北京好些下岗职工都不干这个活。原因在哪里？出租车行业北京市管制太多。这个行业根本不需要管制，放开干就是了，谁愿意干谁干，满大街都是私家车了，放开了让大家自由干出租，会增加北京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吗？一个出租车顶10辆私家车，当然也能顶10多辆公车，取消管制，放开出租车经营，北京就不会有交通拥挤了，就不会有那么多汽车尾气了。如果没有管制，收入差距就会大大缩小，一天干八个小时一个月挣两千多元，和一天干十三四个小时才能挣到两千元绝对不是一个收入水平。

　　政府管制过多、行政特权过多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能和谐发展的例子很多，今天我们国家的一个典型现象是，一方面是那些行政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攫取了过高的利益，使得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获得了远高于他们的劳动付出亦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水平；并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电信行业是这方面的典型。另一方面大量的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顿，增收乏力。我曾经以移动通讯为例讲过如果我们取消电信管制会给全社会带来什么好处：政府管制导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资费居高不下，两家移动通讯公司通讯能力明显闲置，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讲，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且拿1929大危机期间美国的牛奶场主把牛奶倒入大海一事来证实这一点。今天我们知道，造成美国牛奶场主这一做法的根本原因是其垄断地位。为了维持垄断高价带来的高利润，牛奶场主宁愿闲置生产能力也不愿意增产降价。而现在我们的移动通讯公司也是这样宁愿闲置通讯能力，也不降价。可以说我们的移动通讯公司天天在把牛奶倒进大海里。而这种做法又带来了一个怪胎，那就是一种已经被淘汰了的移动通讯技术即所谓的小灵通在中国大肆发展起来。小灵通的发展空间就来自于被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高价格拒之门外的廉价移动市话需求。如果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将每分钟的话费由四毛降到两毛，小灵通就没有生存空间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基本不需要增加投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可以满足包括小灵通所提供的服务在内的所有移动通讯需求，而我们在小灵通上的投资就完全可以节省了。如果我们并不在乎浪费在小灵通上的这些资金，我们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成本大力引进外资呢？如果我们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短缺，必须大力引进外资来弥补资金不足，我们为什么连自己的资金都用不好，无谓地浪费在小灵通这种项目上呢？ 事实上，如果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话费由四毛降到两毛，将会带来以下四个结果：一是满足包括小灵通所提供的服务在内的所有移动通讯需求，节省了我们现在投资在小灵通上的资金。二是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上手机，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三是即使降价导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利润下降，那么这些下降的利润无非是中国的手机用户少花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并没有损失。老百姓节省下来的钱会用于其它支出，比如购买家电、旅游、下饭馆，这样还会增加全社会的就业。第四是那些在乎每分钟话费是四毛还是两毛的人都是穷人，移动通讯话费由四毛降到两毛他们购买的手机肯定都是低档手机，而低档手机全部是国产手机。这样，移动通讯话费下降会大大促进国产手机产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增加国内的就业和税收。行政垄断的主要责任在政府部门，比如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早就在悄悄地打价格战，不准他们降价的是信息产业部。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减少政府管制，是大大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的。

　　政府管制过多还有一个更大的弊端，那就是抑制经济发展、抑制就业增加。由于我们的政府权力太大、管制太多，你办一个企业，这里盖章，那里盖章，少得的二三十个，多的二三百个。问题不仅仅是盖章那么简单，盖章就要敲诈你，经济学有一个很好的词叫寻租，指的是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利益的做法。当年我高中有个同学写了一篇作文叫《支书钓鱼》，讲的是他们村的支书告诉村民，为了保护耕地，不能随便盖房，宅基地必须经过他审批通过你才能盖房子，村民要想盖房子就得到支书家去盖章，空手去是盖不了章的，你得拎着礼物，我的同学把这个比喻为支书钓鱼。咱们政府现在的好多管制就是这样，要干什么必须要让政府部门盖章批准你才能干。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郑州有个馒头管理办公室的事，这是一个经典的政府寻租的笑话：为了保证郑州市民吃上干净卫生的馒头郑州市设立馒头管理办公室，没有馒头管理办公室的许可证你就不能卖馒头，而郑州馒头办最终的做法成了只要交上几千块钱就发给你许可证，这种做法对保证馒头生产的卫生毫无帮助，仅仅是增加了馒头生产者的成本。这种寻租方式当然很低档，但是在一些层次更高更为复杂的政府管制中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是不这么明显可笑罢了。这种管制的结果是什么，是抑制创业，抑制经济发展，抑制就业。大家想一想，我开办一个馒头铺一年能挣多少钱？也就两三万吧，结果交给馒头办几千元，这个办那个办几千元，算一算一年白忙活，落不下几个钱，那我就不干了。如果不交这些钱呢？我能落两三万，我就干，雇上两个人，一年给每个人六七千元的工资，再给国家交千儿八百的税，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年解决三个人的就业，创造着三五万的GDP，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政府管制，这个馒头铺经营不下去了，三个人的就业没有了，三五万的GDP没有了，和谐社会也就没有了。绝大多数政府管制根本没有必要。香港的管制很少，香港搞得怎么样？香港都没有政府部门管就业问题，结果呢，香港也没有就业问题。香港人的文化素质不比大陆高，据说香港影视界最高学历的是刘德华，本科，结果是一个六百万人的城市出现了那么多的世界级明星，可大陆13亿人，有几个世界明星？我们不可能出那么多明星，上面又是这个局那个署的，怎么会出世界级明星？印度的一个部长说得好：印度之所以出那么多世界美女，是因为印度没有选美部。政府管制越多的地方，经济越发展不起来，想要依靠国资委发展世界500强，那肯定是南辕北辙。所以我有一句话，把发展经济的任务，再加上一句话，建立和谐社会的任务，交给政府官员而不是交给自由的企业家，绝对是一个错误。我们国家经济要搞好，关键是必须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于那些通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发家致富的私营企业主，我相信该老百姓不会仇视他，如果你真的认为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和广大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差距太大了，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绝不是限制私营经济、抑制私营经济、管制私营经济，也不是通过税收来劫富济贫，这些办法只能是南辕北辙，记住限制抑制富人不能让穷人变富，只能使富人变穷，穷人变得更穷。正确的方法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业，去当私营企业主，鼓励小私营企业主变成大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的增多、大私营企业主的增多，必然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增多，在劳动者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必然导致就业的增加或者工资水平的提高或者两者同时发生，这自然就意味着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的增加，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以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是大力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鼓励更多的人当私营企业主，鼓励更多的小私营企业主变成大私营企业主。如何做到这一点，很简单，大力减少政府管制，大力消除市场壁垒，就能够大力减少创业成本，减少市场进入门坎，增加创业收益，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创业，去当私营企业主，去力争变成大私营企业主。上面我们讲那个馒头铺的故事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只能通过鼓励更多的人发家致富来带领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鼓励更多的人当资本家是增加就业、促使工人收入水平提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别指望国有经济来实现这一目标，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年，数千万城市知青安排不了就业不得不赶到农村去种地的事实已经让我们领教了国有经济解决就业的能力，改革开放前长达十多年工资水平固定不动的事实业已让我们领教了国有经济提高工人收入的能力，这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所有新增就业全部由非公有经济解决的事实也让我们领教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解决就业的能力。

　　所以，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今天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做的首要工作是大力减少政府管制，减少政府权力。只要政府管制少，政府约束少，我们的经济就会发展得越好。必须记住，把发展经济的任务交给自由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这才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

　　嘉宾发言：

　　中关村论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实录

　　卫汉青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茅于轼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陈淮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赵慕兰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王小兰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郭凡生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袁岳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朱恒鹏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胡星斗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孙津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王俊秀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王海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李小平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许志永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

　　孙宝启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论坛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