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危机是否为IMF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危机的拯救，既有天使之功，又含魔鬼之虞。一方面，韩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与国际“接轨”的范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真正属于韩国自己能够控制的东西越来越少

　　陈彩虹

　　1997年韩国人经历的历史性金融危机，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但那场危机带给韩国人的思考，则越发开阔和深沉。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要对韩国的金融危机负责，正是该组织依据美国人的错误分析和理论，强行地要求韩国采取相对的对策，结果让韩国深度地被迫卷入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中。更有激烈一些的论者，干脆将那场金融危机，改名为“IMF危机(IMF crisis)”。

　　那场波及到几乎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其策源地并不是韩国。从某种分析来看，韩国本来顶多算是危机波及到的一个国家，而且是较为远端的一个国家，整个经济、金融货币制度和社会日常生活体系，应当不至于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危机开始后，就在先行进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将外汇投资或贷款从韩国转移出去，以保证它们自身的支付需要时，韩国人对外汇短缺形势过于严峻的判断，迅速转为了向IMF求助应急外汇贷款的决策。应当说，如此的决策并无多大过错。

　　然而，IMF依据一份由美国经济学家提供的分析报告，认定韩国经济、财政和金融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强求IMF的短期贷款与韩国经济体系的重组变革挂钩，在提供短期贷款的同时，韩国必须接受IMF的财政货币政策安排，及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重组改造设计。结果，没有对于韩国经济和财政金融体系的深刻了解，盲目地使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危机的初期，让韩国国内的外汇流出更为迅速，韩国的银行被迫进一步收缩贷款，导致韩国企业破产倒闭数量惊人，最终让韩国由危机波及的远端国家，变成了危机的中心国家。

　　尽管IMF后来改变了政策要求，放松了韩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历史则不可能重新再来一次，韩国陷入危机中心的第一步一走出，要想从中走出来，就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了。

　　由此看来，视韩国金融危机为IMF危机并不为过。不过，韩国

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尽管一些相对激烈的言论批评了IMF在危机中的做法，绝大多数韩国人思考那次金融危机的结论，还是“客观地”给予了IMF 50%左右的肯定之说，感激IMF的贷款拯救了濒于崩溃的韩国经济体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恐怕是韩国主流的对于IMF在危机中作用最经典的判断。

　　整体而言，那场危机让韩国巨变的最突出一面，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被强行地推进上了“全球化”的轨道。1997年之前，韩国的经济虽然有着相对市场化的特征，却不能不说它的市场封闭性相当突出，例如，外国资本进入韩国重要行业(如银行业等)几乎不可能，外汇管制相当严格，商品贸易的本国保护极为到位(农副产品市场今天也还未完全放开)。危机中，IMF “有条件地拯救”，硬是让韩国俯首称臣，

资本市场、重要行业入股、商品贸易市场、外汇进出等，均洞门大开。

　　韩国人一夜之间，似乎除了钞票和泡菜还有本国特色之外，一切都全球化了。故此，与其说IMF的短期贷款支持，更多地拯救了韩国的经济，不如说更多地改变了韩国的经济体系更为贴切。

　　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下，既有天使之功，又含魔鬼之虞的IMF对韩国危机的拯救活动，实际上给韩国留下了天使，也留下了魔鬼。这正是当今韩国经济最为明显的特征。

　　一方面，韩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与国际“接轨”的范围越来越大，得到国际经济社会的认可亦越来越多，韩国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好处；另一方面，真正属于韩国自己能够控制的东西越来越少，大企业集团和几乎所有重要行业的重要机构，均由外国资本控制，国际经济社会中任何细小的波动，都对韩国经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韩国无可奈何地承受着经济控制权巨大丧失带来的无可度量的经济成本。

　　在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国家经济特性的当下，经济控制权的缩小或失去，从长期看，无论获得多么大的全球化的好处，都不足以覆盖如此权力丧失的成本，当然就更谈不上“净收益”了。基于此，韩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势如何，让人陷入迷茫。

　　(作者为中国建行汉城分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