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小村官

　　“大学生当村官，与其说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如说是政府出钱培养了一批后备干部。”

　　本报记者 郭晋晖 发自北京

　　红杏花还没满山开放的时候，贾辉就已经成了名人，他的家乡、经历、爱好、女友， 甚至他的一日三餐及床单被褥的颜色，都暴露在媒体的目光之下。

　　这是在他第一份工作满一周年的时候。作为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北寨村村主任助理，这一年中，贾辉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5年4月，这位刚满24岁，说话时总带着腼腆笑容的小伙子和其他31名同学一起来到距离北京80公里的平谷区，成为了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今年春节前后，主流媒体报道平谷的经验，贾辉被区委宣传部推到了前台。

　　现在，在北京，大学生对村官职位的争抢，正在因为贾辉们的现状，而变得更加火热起来。

    “后备干部”的一年

　　从平谷城区再走25公里，才能到达北寨村，这里已是北京的深山区，山村因盛产红杏而闻名。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并不觉得北寨村条件艰苦。而且给我们的待遇也不错，还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质朴的贾辉坦陈他当村官的动机。

　　2005年到达北寨后，贾辉就住在村委会里。因为红杏的畅销，这个村的经济条件不错。村里专门为贾辉添置了空调、电脑、冰箱、书柜，还给他建了一个小厨房，但很多时候他都被村民们叫到家里去吃饭。

　　贾辉的家乡在内蒙古一望无边的平原上，来北寨前，他从来没有见过绵延不断的高山。大山不仅让日出和日落的时间都提前了，也割裂了北寨两代人的生活。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村里除了上学的孩子，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他们都去平谷或者是更远的北京市区去了。

　　来北寨之前，贾辉给自己定了一个“先了解，后融入”的计划：首先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然后再发挥他自己的想象和思维改变现实。但一年之后，他开始觉得当初的想法比较幼稚，“每动一个念头都是要花钱的”。

　　贾辉说，他曾想过把半山腰修条路，再建个凉亭，北寨就能发展旅游业了，他甚至拉着村长去半山腰发现的一个洞，因为他怀疑这个洞和邻县的京东大溶洞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开发了也可以赚钱。但北寨村没有钱来投入这些基础建设，这些想法也只能不了了之。

　　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六项要求之一，大学生村官也曾被在此寄予厚望。

　　“实际上，这点很难做到，他们起到的只能是挂职的作用。”山西省一位多次参与村民换届选举的工作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当地虽然没有推行大学生村官，但有大学生担当乡镇干部后“包村”的实践。

　　“对于这些‘包村’的乡镇干部，政府赋予了他们指导工作的职能，即使如此，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们也很难真正介入到村民自治中，何况大学生连这方面的规定都没有。”这位人士说。

　　贾辉深有同感，他并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村里的“当家人”，只是希望能给领导多提点意见，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我想要多发挥自己的想象和思维，很多时候我并不会在两委会的时候当面对书记说，而是把它们写在文件里给书记看。”贾辉说。

　　贾辉“从政”第一年，他的书记兼村长刘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树立贾辉在村民中的威信，在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村长宣读的村委会报告，刘永让贾辉来读。贾辉说：“书记会把我带入决策层。”

　　“大学生当村官与其说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如说是政府出钱培养了一批后备干部。”山西省的上述人士表示。

　　“在农村处理各种各样的是非，对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在农村干得好的人，将来晋升到更高职位以后，对老百姓诉求的理解都是非常到位的。”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表示。

     不是“跳板”？

　　现在，贾辉把自己的工作分为4个部分，50%是文秘，30%的专业技术，10%是接待，还有10%的时间用来学习。在刘永看来，贾辉是这批大学生村官中学以致用非常好的一位，从果树管理专业毕业的贾辉正好可以来“侍弄”北寨村2万多亩的果园。

　　从今年开始，北京市正式宣布推广平谷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到7月底将有2000名大学生走向北京远郊农村。目前，大学生村官报名已经结束，北京市共有11354名高校毕业生报名，按2000人的录取比例计算，村官的录取比例大致为6比1。

　　“竞争非常激烈，考试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担心得难以入睡。”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杜雯对报记者说。

　　中国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王焱老师表示，之所以此次招聘工作能得到如此热烈的响应，很重要的原因之是今年北京市的政策比以往鼓励学生到基层去落得实，解决了真正令学生担忧的户口、档案和将来的出路问题。

　　“以前到基层去，学生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将来回不来，北京这次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王焱说。

　　年薪三万、解决户口、考研加分、优先录用

公务员是平谷区为大学生村官们开出的条件。在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看来，这在全国并不具备推广的条件。

　　“让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拿出这样一笔钱来吸引大学生当村官，显然是行不通的事情。”陈章良说。

　　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北京应聘村官的大部分人是奔着北京户口来的，甚至一些大学生只是把它作为进京的跳板。

　　《第一财经日报》曾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座谈。在座谈中，并没有一个学生承认是将村官当作跳板。

　　其实，北京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考虑到了人才流失的问题。王焱表示，北京市计划在三年内招聘8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去，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的目标，但这个数目远大于北京市现有行政村的数量。

　　“这8000人将成为今后北京市干部的储备力量，三年内肯定有学生会从农村离开，但他们肯去已经是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农村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才，这是双赢的结果。”王焱说。

　　北寨的红杏花满山开放的时候，贾辉还在忙碌。他说，除了每天在山村的寂寞，他还担心三年后自己知识落伍，重返城市会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