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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根据一项调查，我国近年来因土地引起的纠纷在全部群体性事件占到约24%左右，为各类冲突之首，且大有增长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纠纷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和广东等省最为突出。正是这些地区经历着更为显著的城市化过程。有些学者将城市化分为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在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同时，大量土地从农
业用途转变为城市用途。因为城市有关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土地一旦城市化其产出就会大大提高。这是土地城市化的经济基础和条件。同时在我国现有的政府激励机制条件下，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政绩冲动。但现有的税收结构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的需要，使其无法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筹集足够的资金，于是地方政府把眼光转向土地。因为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向城市用途会身价百倍，也就能为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财政收入，因而被称为“土地财政”。这部分收入已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这本无可厚非。但在我国，由于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土地制度还有问题，地方政府既缺乏效率也没有融资手段，“土地财政”不仅是对扭曲结构的反应，它本身也颇为扭曲。首先是在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结构上存在扭曲，使地方政府不能仅依赖于税收建设和维护城市；其次是地方政府凭借其相对于农民的权力优势，低成本地从农民手里征用土地，经常引起征地纠纷；最后是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地使用资源建设城市，也就不能为城市融资，形成财政上的恶性循环，从而更为依赖“土地财政”。
以大量实地调查为依据，蒋省三和刘守英的《“土地财政”的缘由与风险》一文揭示了上述“土地财政”的制度原因；冯兴元提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包括财政上的竞争有其合理性；安体富指出，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上的困境，是我国现有财税体制的逻辑结果。作为解决方案，王卉彤列举了地方政府可以凭借的融资手段，盛洪则给出对被征地农民补偿的基本原则，还有学者提出要财政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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