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大省浙江应对18国反倾销诉讼 大环境存隐忧

　　本报记者 陈欢 杭州报道

　　“整个国庆节我们一天都不能休息，要准备反倾销的应诉材料，节后就要提交调查表了。”电话里的人是浙江省凯喜雅丝绸公司的副总经理吕幸，凯喜雅刚刚卷入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由印度提起的丝绸反倾销诉讼，总涉案金额达1.8亿美元。

　　国庆节期间，整个浙江省为反倾销而忙碌的远不止他一人。就在国庆节放假前一天，浙江省外经贸厅公平贸易局的陈巧艳整天都和99名同学一起上外贸英语课程。他们都参加了“百名反倾销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这是浙江省财政专项拨款启动的政府官员大项目。

　　而此前一天，陈巧艳忙到晚上8点才吃上晚饭。一整天，她都和省法制办的官员一起讨论《浙江省出口反倾销管理办法》的三读稿，当记者在下午6点等到她的时候，她还要忙着继续修改草案。

　　这样的情形并不意外，因为浙江近年来已经成了国际贸易摩擦的“重灾区”。也正因为如此，浙江成了全国第一个制定地方性反倾销法规——浙江省出口反倾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省份。9月29日，《管理办法》三读稿讨论会在浙江省外经贸厅举行，会后，记者拿到了三读讨论稿。讨论稿全面系统地规范国际贸易摩擦的应对之策。

　　贸易大省应对18国反倾销诉讼

　　浙江出台全国第一个地方性反倾销法规，为形势所迫。当全国范围内拉响国际贸易摩擦的黄色警报的时候，浙江省拉响的却是红色警报。

　　从年初到现在，欧盟对华第35类纺织品，欧盟对温州可充气式打火机、劳保鞋和皮鞋，美国对华轴承，印度对华丝绸、塑料镜片、帘子布，土耳其对华圆珠笔、玻璃镜片、起绒机织物，阿根廷对华眼镜……等等，一个个浙江作为主涉案地区的反倾销诉讼呼啸而来。

　　红色警报之省究竟遇到些什么﹖

　　浙江省外经贸厅的统计数据表明，不管是总量，还是涉案类型、涉案金额，浙江都已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头号大省。

　　加入WTO四年来，浙江遭遇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纺织品特保调查和337调查等国际贸易摩擦案件116起，涉案金额28.22亿美元，占全国涉案数量和金额的40%以上。

　　而且，浙江还是贸易摩擦增长幅度最快的省份。

　　2002年、2003年、2004年浙江遭遇反倾销调查案件分别为12起、19起、26起，涉案金额分别为2.13亿美元、3.62亿美元和5.12亿美元，年均增幅48%和56%。大案要案也逐年增加，2002年至2004年分别是2起、4起、6起，今年1-8月份就已经发生8起。

　　对此，浙江省外贸厅公平贸易局分析认为，我国加入WTO之后，原先的关税壁垒、配额等限制措施被取消，各国会不断运用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手段对我国产品设限，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我国外贸的快速增长，进入国际贸易多发期是必然趋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战火有四处蔓延之势。以前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多为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但现在随着我国出口市场的开拓，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加入进来。

　　而且，贸易战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以前多是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自从去年加拿大首度对我国提起反补贴诉讼后，今年开始，接二连三有国家对我国提起反补贴诉讼。

　　而浙江由于本省的经济结构特点，必须正面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狙击战。

　　浙江2004年贸易顺差居全国第一位，一般贸易量也居全国第一位。据杭州海关统计，2004年浙江进出口总额852.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8%；外贸进口270.7亿美元，增长36.6%；出口581.6亿美元，增长39.8%。2004年浙江外贸顺差达310.9亿美元，是全国首个贸易顺差超过300亿美元的省份。

　　同时，浙江的块状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独步天下。嵊洲的领带、绍兴的轻纺等等，“已经把一种产品做到极限，价廉、质优、量大，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本无力与我们竞争。”陈巧艳说。

　　浙江是资源小省，优势产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出口成本不高。这样的结构，决定了浙江必须主动应对反倾销形势。

　　“四体联动”备战贸易摩擦

　　对于浙江来说，应对新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势，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在2002年以前，根本没有应对这一说。“当时没有加入WTO，外国根本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也不给我们申辩、应诉的机会，301大棒一挥，100%、／200%的税率就下来了。”陈巧艳说。

　　2002年5月份，浙江在全国外贸系统率先成立公平贸易局，主要工作就是应对贸易摩擦。这个时期，首要的工作就是涉案排查。“根据调查期和被调查产品，查找、确定哪些企业涉案。”然后要召集企业开应诉会，告诉它所有的相关情况，可能的结果，如何应诉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在两个星期之内完成，过了时间，你应诉也没人理你了。”

　　这个时期的工作主要是就单个案例救火、灭火。“国内懂反倾销诉讼的专业人士实在太少，这是现在工作中最大的瓶颈。”陈巧艳感叹说。“有的律师连程序都搞不清楚，对欧盟、美国的律师还好找，应诉土耳其的律师要懂土耳其语，应诉阿根廷的律师要懂西班牙语，这样的人才，全国范围内都难找。”

　　“总是赶着灭火，疲于应付不行，要从事先防范抓起，建立预警——应诉——跟踪机制。” 陈说，思考之下，浙江开始寻求高效全面的应对之策。

　　浙江意识到，应诉只是被动应付的环节，只有从预警环节抓起，才能更主动。“比如能预先掌握国外的政策信息和行业动态，知道某国可能提起反倾销，就指导企业稍微调高点价格，可能就会避免很大的损失。这比单纯应诉成本小，也更有效。”

　　“现在企业普遍有个误区，觉得反倾销是政府的事，有种依赖政府的思想。实际上反倾销必须‘四体联动’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要建立联合的出口反倾销机制。”

　　一曾代理过多起反倾销诉讼的资深律师分析说，反倾销诉讼比较特殊，因为是国与国之间就某一类产品提起的诉讼，所以往往牵涉到整个行业的集体应诉，与整个行业的所有企业都有关系，这就带来现行反倾销体制的两大难点：企业应诉权和行业组织地位问题。

　　“首先是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放弃应诉或者不积极配合。反倾销诉讼的花费至少要上百万，一些利润比较薄的企业一算账，即使赢了诉讼，也要好几年才能赚回诉讼费，不如放弃这块市场，转而开拓其他国家市场。”

　　“但龙头企业不应诉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ITC(国际贸易委员会)会据此认为我方提供的信息不充分，不真实，做出对我国不利的判决。”陈巧艳说。

　　“还有一种情况是龙头企业单独应诉，希望通过打一个对本企业有利的结果来重新分配行业内既成的利益格局。这个问题在很多案子中都存在，只是程度问题。”该律师说。

　　“这种应诉策略往往是以牺牲行业利益为代价，来实现本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分散应诉就伴随着被‘各个击破’的风险，而且由于龙头企业的数据不能代表整个行业，可能会导致行业抗辩不充分，从而败诉。”

　　因此，《管理办法》中首次明确了应诉企业的义务，第15条规定：“涉案金额在全国排名前十位的企业或者出口金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不应诉，应当向当地外经贸主管部门递交书面材料，说明原因。”第16条规定：“应诉企业应当接受应诉组织单位的协调，禁止排斥其他企业应诉，确保行业集体抗辩的有效性，应诉企业之间不得互相诋毁。”

　　行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首次被明确。事实上，在浙江以往的反倾销案件中，行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政府不能代表行业出面应诉，所以，必须有行业组织的参与协调。比如阿根廷对华眼镜的反倾销诉讼，温州眼镜协会就发挥了很好的组织协调工作。”陈巧艳表示。

　　此外，浙江正在积极推动建立全省出口反倾销案件跟踪数据库和数据统计标准化管理。同时在9月份启动了百名反倾销法律人才培养计划。

　　大环境的隐忧

　　对于该草案，有关专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像纺织品这样，由国家商务部出面去一轮轮谈的贸易摩擦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贸易摩擦还是要靠下面去沟通、应诉，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套规范有效的贸易摩擦争端解决机制，这种解决机制可以实现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传达，使得相关企业与行业协会各司其职，共同参与谈判要价。”

　　《管理办法》毫无疑问会全面改善浙江省的外贸环境，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常人意想不到的担忧：浙江省内的小环境改善了，有可能短期内浙江省外贸企业不会直接获利，因为整个大贸易环境无序。

　　好几位外贸企业的经理都表达了这样的担忧。“我们加强行业自律，不压价，很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外国进口商可以去找其他的出口企业，这样订单就流失了。”

　　更有甚者，现在有些反倾销诉讼，是在外国进口商的迫使下导致的。“比如土耳其，它的进口商为了少交税，要我们开低价报关，这样很容易导致反倾销诉讼。但是我们只能迁就，因为我们不做的话，其他企业会做。”

　　浙江省外经贸厅的人士也表示，单个企业、单个地区确实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全国一起努力，加强行业自律，大家都不压价，才能扭转国内无序竞争的局面，创造一个好的国内出口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频频“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这毕竟是长期之策，短期内如何提高省内企业改善贸易环境的积极性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外经贸扶持政策，比如专项拨款，提供参加广交会的名额，优先

出口退税等等。”省外经贸厅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