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立法民主税政听证亲历者说自己想说的话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02日 09:14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陈欢上海报道

　　这是一组金字塔形的数据，13亿人，4982人报名听证，20人最终入选成为公众陈述人。王伟国、江泓、杨钦……他们就像每天从我们身边走过的路人一样普通，可是，在什么力量的推动下，他们成为4982名报名者中的一员；又是经过什么程序，他们才最终成为走进听证会场的20名陈述人之一？

　　他们，亲历了9月27日举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立法听证会(详见本报9月29日第2版《见证“分配正义” 20个公共陈述人的第一次》)，这是中国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这次个税听证是立法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第一次直接听取公众的意见，这是保障立法体现民意的重要方式。”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浦兴祖对本报记者说。

　　“我有表达的冲动”

　　“一看到网上个税听证报名表，我立刻就冲动了。”说这话的是王伟国，大庆石化公司一名年轻的技术员。

　　那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去论坛浏览，其中一个帖子就是专门议论个税听证的事情，跟帖很多。“其中有一个网友说，在这儿吵有什么用？要说到人大说去，并且在后面附了一个链接，就是人大网上的报名表。”

　　王伟国当即就报了名，并且附上自己的主要观点：“我对个税起征点倒不是特别在意，我特别关心的是是否允许地方自行浮动。”在王伟国看来，个税的起征点要全国统一，不能允许地方浮动，因为越是落后的地区钱越难赚，长此以往，谁还到经济落后的地方去工作？

　　王伟国之所以关心此事，是因为在大学的宿舍里，他和同学就讨论过这个话题。那是他快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决定回到家乡哈尔滨工作，当时就有同学说：“回到东北有什么好？纳税都比上海多。”

　　“我觉得这很不公平，为什么富的地方反而纳税少？但这种感觉压抑了很久，都没有机会说出来，所以一看到个税立法听证，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王伟国要表达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去北京之前，王伟国一直很担心：“我怕没有人站出来替不富裕地方的人说话。”到北京之后，王伟国惊讶地发现，大部分听证人都赞同“一刀切”，不能地区浮动。此时，他已经不是特别看重最后观点是否被采纳，“每个人都说自己的道理，每个人都有道理，只要说出来就行。”

　　9月16日，王伟国正式被通知从4982人中入选最后的听证名单。因为要求在回复表中明确表述自己的观点，他17日特意请了一天假：“我浏览了上千个帖子，找了一些资料，最后写了2100多字。主要就是说全国应该‘一刀切’。”

　　还有听证会旁听人王才学，报名但没有被选中的陆如燕，他们都是报名开始的第一天就立刻报名。王才学说：“80%的个税都是工薪阶层缴纳的，这件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在他们看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说自己想说的话是这次个税听证会最让他们激动的地方。

　　“表达的真实和多样性”

　　和王伟国第一次有机会站出来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同，江泓，飞利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税务经理，之前有过多次参与立法调研的经历：“商务部、海关等部门组织的立法研讨、调研，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办法》修改等等。”

　　但这一次感觉完全不一样，“报名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6号在北京开预备会议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一次非常不寻常的听证。”

　　“我觉得人大非常有勇气，整个过程中没有给任何暗示，你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它让你说任何你想说的话，甚至包括抨击税制不公平。人大不仅能听取不同的声音，并且还电视直播，把不同的声音在同一时刻传递出来，这太了不起了。”

　　这种参与历史、见证立法民主化的亲历感让江泓在事隔几天之后仍然感叹不已，“去北京之前完全没有想到人大会做这样一件事，以前参与立法调研一般是部委通知单位，然后分批谈，虽然内容和这次相比没有太大区别，但有一点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次听证的抽样方法很科学，同时工作很细致。”

　　据人大相关人士介绍，为了保证听证会上陈述人能真实地代表所有人的意见，整个挑选陈述人的过程就是一个按比例缩小的过程。“根据报名时观点的分布情况，比如70%的报名者赞成起征点1500元以上，最后挑选出40人中，就有70%的入选者赞成起征点在1500元以上。从40个缩减到20个的过程也一样，严格按照比例缩小，同时兼顾地区和收入的差异。这样做就是为了保证20个人的声音能代表全国的纳税人。”

　　正是由于抽取样本的过程真实，从而保证了表达的多样性，这让江泓有很多新的发现。“20个人的表达有很多之前想象不到的情况，比如同样收入，同样阶层的两个人，诉求会完全不同。”

　　他说的是马肖和吴志才。他们同样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但是一个人赞同起征点调整到1500元，而另一个人希望起征点调整到2000元。

　　中国石油化工公司抚顺分公司腈纶化工厂工人马肖，他的观点是下调个税减除费用标准。他的理由是适当降低减除费用标准可以扩大缴税的人群范围，有利于普及公民的纳税意识。另外，如果执行1500元的标准，那么国家税收每年减少200亿元，他认为即使这200亿元对国家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与其个人少交个10元20元的，还不如让国家用它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吴志才来自重庆，他则建议将起征点提高到2000元，他算了一笔帐，在重庆单身生活每月最少需要1000元左右，按每月1500元收入计算，仅余的500元里面还有医疗、住房、子女上学，父母和自己的养老等将来必备的开支，“在生活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其它方面没有任何保证，因此在农民工利益无保障的情况下应当给予照顾。”

　　对于马肖和吴志才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江泓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诉求，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同，对未来的担忧程度不同。这些不同的声音值得我们去了解，如果没有这次听证，这些不同的声音不可能被听到。”

　　开门立法民主税政

　　近年来，中国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听证方面不断探索。自2000年《立法法》颁布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24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共对39件地方性法规草案举行过38次立法听证会，内容涵盖了市场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资源保护、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拆迁管理和见义勇为等诸多方面。

　　“

个人所得税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重大的利益调整应该听取民众的意见。现代社会，税是政治问题的核心，税的本质是经过国民的同意，将自己的所有财富的一部分授予国家，因此，税政民主最需要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北京学者秋风认为，选择个人所得税首开全国人大立法听证的先河意义格外重大。

　　但对听证的结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某地方人大立法部门的人士表示，在先前地方人大进行过的立法听证中，往往听证的意见不被最后的法案所采纳，各个利益集团总有种种理由游说立法机关，而立法法只规定了可以听证，却没有规定听证的结果一定要在立法中体现。“听证会流于形式，并不能改变立法部门化的局面。”

　　有税收专家认为，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否被法案所采纳，听证都很有意义，至少释放了纳税人的心理问题，“税制是否合理和公众心理的接受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听证本身不会让税收更有效率，但听证可以告诉大家，税收制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会让更多的人理解税政。”

　　而秋风则认为，听证本身就是一项弱约束力的政治活动，只是决策中寻求意见的方式之一，听证的意见被不被最后的法案采纳都是很正常的，“现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在于代议民主，因此，强化人大的职能本身，强化人民代表的作用，让代表真正代表民众，才是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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