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国家标准NPC意外休克 洋标准EPC扩张

　　5月8日，已正式成为国家标准两年多的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NPC)标准，从它的商业化运营公司手中，被行政权力部门突然“收编”。与此同时，另一个来自境外的洋标准EPC却在该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正在向国内各个角落蔓延。

　　技术上的复杂性让人很难判断一项标准的优与劣，但由NPC和EPC这两种标准引发的冲突，被赋予了关系到一个价值数千亿元市场的经济利益由谁掌控、以及自主知识产权、国家 经济信息安全与主权尊严等宏大含义，更涉及到国家标准的批准、推广的程序和主体地位，涉及政府部门之间、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多重利益矛盾——后者的现实意义或许更大。这个故事最复杂的部分还没有完结，但对我们的政府部门和政府的决策机制提出的挑战却是巨大的：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正的机制和程序，保证标准的形成和市场化能够充分体现我们这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主笔 吴金勇 王晓玲 记者 王强

　　5月8日中午，位于北京市质监局楼内的中标公司，走廊和各个办公室不时出入着神色不安的员工。这天上午，他们被告知下午要召开公司全体职工大会。由于近一年多公司经营惨淡，充斥着各种不利消息，这突然到来的大会，对他们显然不会是一件好事。

　　成立于2002年的中标公司，全称是中标全国产品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股东共有三个：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占50%股份，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占30%，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占20%，后两家股东实际控制者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称国标委)。中标公司的业务是负责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NPC)的推广、注册与管理。

　　自2004年以来，NPC与由另一个代码标准——由国标委下属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所代理的美国EPC标准，在国内各地发生激烈冲突。一些人认为，这涉及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如何无障碍地融入世界大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NPC和EPC的标准之争，不仅关系到一个价值数千亿元市场的经济利益由谁掌控，更涉及到自主知识产权、国家经济信息安全与主权尊严。

　　不管其中蕴涵着什么样的宏大主题，这天下午，中标公司的20多名员工，却是怀着一种对失业的惶恐，与《商务周刊》记者一起见证了负责中、外两种标准的机构在国家质检部门办公楼内进行的一次激烈对决。

　　公司在冲突中消失

　　作为中标公司的总经理，李西平激愤而悲伤地认为，这场对决恐怕是最后的对决。

　　“4月30日，国标委下发了29号文，将市场化运作的NPC强行纳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下属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的体制内，并将民营大股东踢出局。”李西平和公司大股东代表贺来毅激动地对《商务周刊》说，“物品编码中心代理的EPC与中标公司推广的NPC，在市场上是水火不溶的对手，现在将后者纳入前者，其目的就是要消灭NPC，消灭民族利益和股东利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直属单位，而国标委是归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行政性事业单位。

　　在公司一间办公室内，李西平和贺来毅向记者讲述了眼前发生的事情。

　　5月8日上午，中标公司召开的董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撤销李西平总经理职务，由董事长房庆临时代理，同时宣读并接受了国标委高新(2005)29号文。该文大意为，中标公司的一家代理机构涉嫌违法，中标公司管理失责，不适合继续承担NPC管理及维护的授权；经研究决定，将原中标公司拥有的NPC授权转交给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董事会上，贺来毅和李西平称，公司的代理机构所涉问题无真凭实据，即使代理机构真的涉嫌违法，也与中标公司无直接关系，不应成为国家行政部门收回授权的理由。但尽管二人激烈反对，最终董事会仍以3票同意、2票反对通过了决议。

　　按照中标公司章程，中标公司设5名董事，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应由3/5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参加5月8日中标公司董事会的包括董事长兼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即原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副院长房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院长兼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主任矫云起、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成海、公司总经理李西平和大股东代表贺来毅5人。

　　“我仅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的生意人，可我也知道NPC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标准，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为什么偏要维护自己部门利益而扼杀它呢？”贺来毅抱怨说。

　　记者尚未就贺的话提出疑问，走廊里传来嘈杂声：“房庆带来十几个人，可能是要封账，封所有文件。”

　　门被推开，面色微黑、身穿蓝色衬衫的房庆探身向屋内冷冷地望了一眼。

　　贺来毅有些激动，挺身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你们为什么不开？你们说代理机构违法，你能不能给出真凭实据来？”

　　“到时候会给你的。”房庆坚定地说。随手将门关上。

　　13点30分。20多位心态各异的中标公司职工整齐地坐在一间临时的会场。公司董事长房庆、总经理李西平和大股东代表贺来毅先后出现在会场。

　　房庆首先传达了当日上午的董事会决议。然后说：“今天大家首先要做好办公室和财务的交接工作，希望大家配合。员工我们将做出调整，办公室、财务部人员全部遣散，技术人员回头再说。”

　　全场寂静片刻。贺来毅首先发话，她先向职工们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有话要说，话不长，在我说话期间，希望房董事长不要打断。”

　　“第一点，依据《公司法》，公司的权力机构为股东会，我代表占公司50%股权的资方，否决董事会的错误决定。在没有股东会的决议之前，李西平继续代表我方行使总经理职权；第二，房庆、矫云起、张成海三位董事，长期以来与代理美国标准EPC的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串通一气……”

　　“串通一气”的话音未落，房庆站起大声喝止：“你算干什么的！你算干什么的！！你算干什么的！！！”

　　贺来毅以同样的大声回应：“我是股东方！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请你不要拿出董事会上的那一套方法来跟大家说话。过去的两年你们三名董事都干什么了？阻止中标公司正常的运营，阻止NPC的正常推广，不让公司有正常的收入。因此，你侵害了我们股东的利益，你们三个人要负法律责任……”

　　贺来毅接着说：“你问了我三遍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公司的股东，公司的所有财产归所有股东所有。任何一方股东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无权动用，谁动了谁就是盗窃！”

　　“最后一点，关于撤销85号文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大股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追究相关方的责任。首先维护国家利益，其次是维护股东和中标公司的利益。”贺来毅说到。

　　“说完了？”房庆斜睨着问。然后他坐正宣布：“今天的决定是董事会做出的，按公司章程，董事会有权任免总经理。董事会成员为5名，按公司章程，五分之三通过的决议就生效了。股东会是干什么的呢？主要是用来增资、破产、清算、公司重大业务调整等，刚才大股东代表有保留意见。这都可以，你们也可以采取任何措施。”

　　“我再问一句，所有股东都在的时候，我们提出要开股东会，你们为什么不开？因为你知道如果股东会开了，走人的就是你(董事长)……”贺来毅反驳道。

　　房庆转向下面的职工说：“大家不要因为股东之间的矛盾影响了董事会的决议和今天的交接工作。”

　　骚动片刻后，有职工壮着胆子，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交接可以，但应该在交接的同时将拖欠三个月的工资补发了。”一位职工说。经过多个回合讨论。最后房庆承诺：“工资会在5月15日以前发放。”

　　“那我们可以等到15日再交接嘛？”

　　“交接必须今天。”

　　针对工资一事，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由于公司业务特殊，5—10年内公司并未打算盈利，公司成立两年来，经营收入几乎为零，职员工资及其他营运费用花的都是自有资金。贺来毅称，从去年5月开始，“大股东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多次要求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研究公司运营情况，解决运营资金，但其他两个股东中国标准研究院和东方捷码公司均不予理睬”。

　　今年4月，“为使公司能正常运营”，大股东建议将中标公司资本金从3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但该建议也石沉大海。

　　“他们的这种作法就是要灭NPC标准。”李西平说，“为实现这一点，他们首先就得逼退民营大股东。不让中标公司继续生存下去。”

　　在会场上，公司财务人员表示，在公司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矛盾公开化且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无法交接。对此房庆的解释是：“你只需列出清单就行了。”

　　“那中标公司是不是从此就封门或解散了？”

　　“不是封门，是交接，就是将钥匙、各种文件等交接。”房庆答，“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将原授权中标公司的经营权力收回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能在这里作什么呢？”

　　会议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中结束，职工们表情木然的离开了会场。房庆则立即带领十几名中国标准院的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分赴公司的财务室和办公室，要求查账和办理文件、公章的交接，但在公司办公室主任强烈反对下，交接没有成功。在匆匆查过账后，3名审计人员提前离开。据审计人员对本刊称，头天接到领导的通知来这里查账，其余的一概不知。

　　当记者要求采访房庆时，房庆有些不耐烦，只是强调自己是按标准委领导的指示行事。

　　官督民办

　　目前的现状让许多中标公司的人认为，NPC已经名存实亡。这一切让参与NPC标准制定并推广两年多的李西平感慨万千。

　　“由于看到这项事业是利国利民的，且未来的商业前景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坚决支持，我才毅然参与到NPC中来的。”李西平对《商务周刊》说。

　　三年前，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房庆找到李西平，表示想找民营资本共同合作搞一个大项目——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NPC)。当时李为北京鑫运通信有限公司董事，与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的房庆、矫云起等相识多年。

　　事实上，从2001年开始，作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前身的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就开始着手NPC的研究工作。当时中国已在1991年加入国际编码协会，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下属的物品编码中心推广条形码。但由于国内产品与服务缺乏全国统一代码标识，国家标准委决定研制一套中国自己的全国产品统一代码，中国标准研究中心会同其他部门的专家，一起开始研制了中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编制规则。

　　李西平对记者说，与其他标准颁布后标准委的工作就基本结束不同，NPC必须得有一个中央数据库，并且要有一个机构把所有产品的数据采集上来，再一一编码。

　　当时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急于启动NPC项目，急需找到投资方，这时，标准研究中心找到了李西平。“合作一开始就遭到了鑫运股东们的反对。”李西平称，公司此前也曾有过与政府的合作经验，因此认为政策风险太大。

　　“当时我们的大股东，包括工程技术人员都认为，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但李西平却下定决心一意孤行。“当时我头脑很热，虽然可能要十年、八年才能有收益，但这是一件国家大事，而且这次对方给了很多承诺，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没有问题。”李西平说。他辞去了鑫运的董事，另外找投资方共同组成了一家新公司——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02年初，鑫科运通与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配合完成并实施《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编制规则》国家标准(即NPC)。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三方为共同发起人，按《公司法》在工商管理局注册成立“中标全国产品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该合作公司以独立法人身份市场化运营。

　　协议明确规定了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的具体义务和责任：即完成NPC的组织起草报批，维护和修订与本标准有直接关系的《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推进和实施该标准在全国应用；另外为保证标准产品数据的采集顺利进行，负责协调与中标委、全国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所属机构的关系，以便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而鑫科运通的义务是负责技术和资金筹措及融资。

　　2002年2月9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国标委办(2002)11号文，正式批复同意成立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以推动《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编制规则》国家标准的贯彻实施。文件明确指示代码管理中心业务工作由国家标准委直接领导和监督，其建立和运行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

　　当年9月，中标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并经国标委下发(2003)11号文，同意对外使用全国产品统一代码管理中心名称。实际上，代码管理中心和中标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在广泛听取了解IT、营销、物流、物资、药品、军需等各行专家的意见后，代码管理中心最终完成了NPC的编制工作。2003年2月11日，NPC被正式颁布，《全国商品统一服务代码编制规则》的标准编号为GB18937，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2003年4月16日，国家质监总局正式向全世界发布《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编制规则》。质检总局发言人项玉章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忠海到会并讲话，央视一至八台和全国二十几家报刊、网站在当天都播出了这一消息。

　　被10多枚带着国徽的公章感动

　　从成立之日起，中标公司就采用了全新的模式——“官督民办，市场运作，政府启动”。在本刊记者拿到的多份发改委、国标委文件中，多次提到中标公司的这一方针。

　　也正是市场运作这一模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才许可了NPC项目的收费权。2003年7月31日，发改委办公厅以发改办价格(2003)580号文的形式，同意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服务收费：“鉴于中标公司是按照‘政府启动、官督民办、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为我国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市场等提供技术服务，为此，同意中标公司向自愿申请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统一代码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根据服务成本确定，并报我委备案。”

　　2003年8月18日，根据发改委文件，国标委授权中标公司，统一代码服务费以赋码数量为基础，实行统一收费标准：代码注册费为80元/码，一次性收取；代码维护费为40元/码，年度收取。10天后，收费许可证下发，有效日期从2003年8月至2006年8月。

　　到这个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国标委也为NPC的推广不遗余力。为促成财政部的政府采购产品首先使用NPC代码，2003年3月24日，国标委致函财政部：“建议你部在制定政府采购政策时明确要求，凡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产品和服务，应使用产品和服务统一标识代码。”

　　“至此，我认为这件事已经确定无疑了。”李西平回忆说，“当我拿着这个函来到国家财政部时，财政部的常务副部长接见了我，当即表示支持，并认为急需建立政府采购产品数据库，专门安排了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同财政部国库司政府采购处讨论互相配合事宜，研讨编制了‘政府采购使用产品与服务的统一代码’草案，上报财政部领导。”

　　最早启动的代码编制还包括统一药品代码。“有了药品数据库，就可以搭建全国药品采购的平台，医院、药店采购时就可以在药品数据库查到相关信息。”李西平说。

　　为此，国标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别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国标委副主任石宝全、主任助理宿忠民会同药监局郑莜萸局长、张文周副局长和注册司曹文庄司长及20多位专家参加会议。会议后，双方领导都认为有必要联合发文，就会上双方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将国家药品代码纳入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标识代码制度的标准体系(NPC)”，“国家药监局委托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作为NPC有关国家药品代码的代理机构”，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以便尽快落实。随即两部委以国徽印文件联合发文。

　　面对标准的发布以及一系列文件上盖着的10多枚带有国徽的印章，李西平感动不已。“我觉这回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李西平不仅担心彻底消除，而且信心倍增。

　　EPC踏入中国

　　2002年和2003年，是中标公司组建并蓬勃发展的两年。然而，2003年底2004年初，就在NPC标准顺利推广不到一年，情况发生了转折。因为，基于条形码发展出来的EPC来了。

　　目前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条形码，产生于二战后的美国，并在1970年代成立了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负责开发、建立和推动全球性的物品编码及条形码符号标识的标准化。

　　早期条形码对产品编码混乱的情况起过很大积极作用，但到了新世纪，条形码的局限性显现出来。据广东省商务部门专业人员向本刊介绍，商品条码侧重于零售百货业，只在局部使用；只有码号而没有产品的信息，不能实现全球企业产品信息共享、查询，无法防范假冒伪劣商品；更重要的是编码资源严重不足，中国最多只能注册30万家企业。

　　到2003年，全球电子标签概念迅速成熟。美国成立了电子标签推广机构——EPC global，它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和美国统一代码委员会UCC及EPC组织共同成立。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EPC global公司迅速与条形码组织合并，2003年11月1日，EAN与UCC正式接管了EPC在全球的推广工作，由EAN在各国的编码组织成员负责管理和推动当地的EPC推广。

　　信息产业部十进制数字网络工作组组长、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所长谢建平向记者介绍说，EPC系统是由美国EPC global公司基于射频识别技术，推出的一种物品识别体系和技术规范，它将电子标签和网络结合在一起，已广泛用于物流系统，而EPC global公司的计划是通过EPC的推广和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建起一个规模超过互联网的“物联网”，以达到囊括全球所有商品和商品流通的目的。

　　在被EPC global公司合并前，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已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有良好的合作。1988年，中国政府在国家质检总局下设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责推广管理条形码，各地分支机构设在各地质检部门，由其进行注册收费。国际条形码组织把9字头的码段交给了中国，条形码的推广对于中国产品的出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李西平对记者说，由于NPC和条形码的赢利方式都是向企业赋码，所以从2004年初开始，陆续有地方质监局对NPC推广有意见，并反映到国家质监总局。

　　“物码中心代理的条形码，由各地的质监部门进行推广；而NPC是由14家代理商代理，这14家代理商中大多为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基本按行业纵向进行推广。”NPC一家代理机构的广东代表处负责人对《商务周刊》说，NPC的推广方式是质监体制外的代理制，遭遇的最大困难就是来自各地质监部门的抵触。

　　但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技术部主任李建辉则认为，由于两者码长相同，结构相似，因此NPC和条形码存在冲突，将会在市场上造成混乱，“所以我们曾打报告，向上反映这个问题”。

　　但由于NPC是比条形码更高一代的产品概念，当时得到了标准委和质监总局的支持，从中协调NPC和条形码的冲突。但电子标签出现后，其特性使得基于条形码发展出来的EPC和NPC难以相容。信息产业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建说：“因为电子标签离不开中央数据库，它是用识读器读取产品代码后，到中央数据库去调取产品所有信息。所以代码是电子标签的关键组成部分，而电子标签只能采取一种代码，如果电子标签与NPC结合，那么EPC在中国将被击败，反之亦然。”

　　2004年1月12日，EPC global又授权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为其在中国范围内的惟一代理机构，负责EPC的注册、管理和业务推广，以EPC global China的名义，统一组织、协调和管理中国的产品电子代码工作。物码中心推广EPC的各地分支机构，仍设在原条码代理机构——各地质监部门，由质监局负责赋码收费。

　　李西平等人认为，这之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的态度开始转变。2004年4月和10月，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一年中先后举行了两届国际EPC与物联网高层论坛，为EPC在中国的推广大造声势。

　　而多位专家认为，中国电子标签工作组的成立，也成为矛盾激化的另一催化剂。

　　2003年11月25日，国标委下发高新[2003]30号文，正式批复成立“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统一负责与电子标签有关的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该工作组由王立建为组长，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李西平、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王家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刘碧松为副组长，秘书处设在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

　　2004年1月30日，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宣告成立，工作组由信产部、国标委、代码管理中心牵头，清华、北大、上海交大、中国邮电大学以及国内电子标签的大型企业华申、华虹、普天、清华同方微电子、上海复旦微电子等60多家企业共同参与。

　　180度的转变

　　李西平等人所说的180度的态度转变，一个例证是去年4月12日国标委召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领导，传达委党组关于停止全国产品与统一代码管理中心工作的4条意见。

　　当年5月4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向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致函(中标院办(2004)60号)罗列了代码管理中心的种种问题：

　　“中标公司在运行中，发现个别代理机构出现超越权限，夸大范围，对部分地方条码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许多地方质监部门也对此项工作未利用系统内的资源提出疑义。

　　“为此，经我院领导研究，拟对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工作采取以下几项整改措施：在2004年2月，全面停止发展新的代理机构的基础上，对已发展的代理机构逐步进行清理整顿，对违反代理协议的代理机构一律解除代理关系。

　　“鉴于当时你委批复成立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是为注册实体而设立的内部临时管理机构，按照国家关于机构设立的审批规定，该中心不具法人地位，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建议你委撤销该中心。标准院将加强对中标公司的监管，重组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并逐步将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的国内、国际工作纳入我院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工作的统一管理范围。”

　　4天后，国标委即下发国标委办(2004)44号文，主要内容包括：一，撤销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二，撤销国标委高新(2003)11号文件；三，撤销国标委高新(2003)56号文；四，加强对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工作的领导，在进行整改后，将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工作统筹纳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管理。

　　李西平认为，这实际上是为了放弃NPC，转而支持EPC。2004年3月29日，国标委有关领导与香港地区就EPC与物联网技术合作问题的一次正式会谈中，国标委副主任王忠敏的讲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态度。根据本刊得到的这次会谈纪要中的记载，王忠敏对参会的香港货品编码协会人士表示：“中国很大，关注新生事物的人很多，但标准不可能谁都搞，要统筹规划”，“我可以放心的告诉大家：国内不成问题，已经整合完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党组决定，在4月10日前公布：撤销‘电子标签国家标准组’。”

　　而据记者所知，2004年年初，EPC global China成立时，国标委就成立了EPC和物联网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国标委副主任王忠敏任组长。

　　2004年4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EPC global China成立暨2004中国EPC与物联网高层论坛上，王忠敏首先代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局(即国标委)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宣布，经EPC global授权，EPC global China正式成立，并由EPC global主席Margaret Fitzgerald女士宣读EPC global的授权书。

　　王忠敏在讲话中强调了论坛的主要话题：“今天，我们就EPC与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进行一次有益的国际探索和交流，以促进中国EPC的研究、发展和同国际接轨。”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副主任张成海也在讲话中说，30年前时代选择了EAN.UCC系统，今天时代的发展也选择了EPC系统；推动EPC是编码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共同任务，并强调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将认真地、严格地按照EPC global的统一规则行事，中国将积极参与有关EPC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也完全有经济和人才实力保证有效地参与EPC国际标准的制定、推进和实施工作。

　　2004年5月，撤销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的44号文下发后，NPC的代理机构明显感受到了压力。“2004年，有人以国标委的身份，突然口头通知我们要撤销NPC。”中国药学会一位负责人对《商务周刊》说。NPC代码在医药系统的注册管理机构设在中国药学会。

　　“它干扰了药监局推动全国药品统一编码的进程。”这位负责人说，2004年，有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全国药品实行统一代码，国家药监局回函说可望2004年9月出台；今年国务院纠风办再次督促药监局的统一代码在2005年6月底前必须出台，“可到现在呢，我们只能等国标委的答复”。

　　据NPC代理机构的广东代表处一位负责人向本刊介绍，2004年6月17日，代表处向省府办公厅发文请示，要求转发《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编码规则》，当省政府书面征求省质监局意见时，省质监局答复为：“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已撤销，《规则》无需转发。”

　　据该代表处介绍说，“我们原本已与广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协会签订了合作协议，但今年2月在该协会进一步拟订注册工作计划时，收到了自称国家标准委的一位王姓女士的44号文传真件，并声称NPC统一代码已取消。”

　　2004年9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高新技术部发布了《关于暂停“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电子标签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机构之间工作重复，为确保协调一致，现暂停“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的相关工作，待重新整合后再开展工作。

　　庙堂之争

　　李西平对此感到愤怒。“撤销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的44号文中说对部分地方条码工作造成不利影响，这很可笑。”他说，“在我们自己国家内，竟然以中国标准的推广对美国标准的推广工作造成不利影响为罪名。”

　　作为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技术部主任，李建辉从技术上解释了这种态度转变的理由。“虽然EPC在2003年11月才成立，但已经在美国经过多年的研发，并在实际商业需求的基础上经过无数次的测试和调整。因此，从条形码可以顺利的过渡到EPC。反过来看，NPC要与电子标签相结合，首先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而且要有各种技术测试。”

　　“这一点NPC能做到吗？”李建辉强调，即使NPC愿意这样去做，这些研究和测试必须在应用的基础上进行，“NPC怎么样保证大多数企业都愿意放弃EPC而使用NPC呢？如果让国内的企业放弃EPC而选择NPC，那么至少要保证NPC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系统，或者有技术上的先进性，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

　　但李西平反驳说，“NPC目前在技术上的确不如EPC成熟，但这不意味着应该排斥中国自己的NPC标准，而应维护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标准，积极组织力量去不断提高它，使它具备国际水平。”

　　李建辉认为，虽然用NPC或另外一套国内标准来取代EPC的确是一件于民于国有益的大事，但是，“这个想法过于理想化，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不可能实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与世界接轨问题，李建辉认为：“即使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但目前全球共有100多万家企业在使用条形码，这些企业未来可以很顺利的转用EPC标准的电子标签，你怎么说服他们接受NPC系统呢？目前条形码在全球的应用已经遍及生产、管理、流通、仓存，那么在进出口贸易中，NPC有什么样的力量说服整个系统愿意为你而改变呢？”

　　但李西平指出，NPC标准完全可以与EPC接轨，只要加一个头文件就可以解决，“就像电话号码中的区号，将来不同国家的代码，可以用不同的区号，不存在接轨问题”。

　　而信息产业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建也赞同李西平的这一观点，他主要是从国家信息安全的角度考虑。“不管是EPC，还是NPC，最大的特点是对单一产品进行编码，一旦编码以后，将国家任何产品的产量、流向等信息形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关键是看在谁那里，就是谁给你码，谁来管数据库，数据库查询的时候解析的服务器在什么地方。”王立建指出，电子标签中蕴涵大量商业、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信息，EPC的数据库肯定不在中国，如果在美国，美国肯定会利用它。而NPC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不管是赋码、对码的管理、数据库的管理，我们都是可以自己控制。”

　　但李建辉认为，企业EPC标识和物联网并不涉及信息安全问题，因为企业“谁都知道不会把自己的机密放到网上去”。而至于所有企业汇集成的国家整体性数据，李建辉认为，中国有专门的信息安全主管部门，“他们会做出考虑”。

　　事实上，这些早已不只是李西平、李建辉、王立建等的个人观点之争。2004年6月30日，国标委发出邀请函，邀请信产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国家众多部委业务司的司长参加EPC和物流网指导小组。这个文发到各部委，引起了各部委的重视。最先发表反对意见的是国家信息产业部。

　　8月12日，信产部用特急函回文，明确表示，如果把我国的标准工作建立在EPC识别体系和技术规范上，不仅会给我国的政治、经济、企业以及个人带来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同时EPC中所含的知识产权也将会给我国产业的发展带来难以避开的桎梏。

　　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全国金卡工程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产品司司长张琪明确表示：“信息产业部全力支持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NPC的推广工作，NPC标准的发布给中国电子标签奠定了法律基础。”

　　同年同月，由信产部科技司主持的“电子标签标准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家科技部、安全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总参、总装、总后等十几家部委及相关院校、企业出席了会议，新华社、新华社军分社作为新闻单位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总后、总参代表指出：电子标签标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硬件技术，而是编码规则、传输协议、中央数据库等，中国必须警惕信息侵略，国家必须掌握电子标签领域发展的主动权。国家安全部的与会代表也特别强调：国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在电子标签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应牢牢把握这个核心。

　　商务部代表的发言则针对国标委提出的电子标签中编码与国际接轨的说法指出，“我国加入WTO之后，一定要大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要推动国际间相关技术标准的应用，要与国际接轨。但不具备自己的技术标准，自己无轨，何谈接轨？如果让人家来铺轨、建轨，搞不好还要让人家建一条信息掠夺的专轨。”

　　王立建也认为，采用EPC标准是为了与国际接轨站不住脚：“日本人为什么非要自己花那么大力气搞一个他们的产品服务编码标准UID呢，他不知道与国际接轨嘛？他的市场更在外面，我国是最典型的两头大的经济模式，一头是生产能力和产能很大，是‘世界工厂’，另一头有13亿人口，市场很大，这‘两头大’足可以支撑我们在标准上搞自己的东西。”

　　会上，有专家指出，电子标签技术和产业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和技术推动力，孕育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专家预计2010年前电子标签市场将增长255%，全球市场将达3000亿美元。因此电子标签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整体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考虑。

　　“如果今天我们不把技术发展的舞台留给自己的民族产业，明天我们将会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历史不可饶恕的错误。”会上商务部的代表指出。

　　“这个会国标委也派人参加了，但后来研讨会就变成了声讨会，所以国标委的人只参加了一个上午就走了。”一位参会者回忆说。

　　会议结束后，参会的新华社记者将会议内容写成内参：“电子标签之争已经演化成美国EPC标准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NPC标准之争。”内参上呈中央后，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责成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要求国标委和信产部汇报此事。

　　据知情人透露，国标委以文件形式于2005年2月汇报了EPC和NPC的情况。 这份文件大致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鉴于EPC在国际标准上的快速发展，为使我国涉及产品编码工作既适合中国应用的需要，也能与国际接轨，避免未来转换造成的不必要损失，2004年9月，中国标准院正式向我委提出暂缓实施NPC的报告。我委对此进行慎重研究，考虑到国内商务、物流信息化对产品电子编码的迫切需求，而国际发展趋势向不明朗，我们认为NPC不能废止。

　　“EPC global是在我国酝酿NPC两年多、推出NPC半年多后出现的，鉴于EPC带动的市场很大，一些单位和个人有意炒作，国家标准委对此持极慎重态度。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国际化的发展，建立全球统一的物品编码是一种趋势，我国的物品编码主流只有一种选择，即融入到国际物品编码体系中，才能经济全球化，促进我国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目前国际标准组织正在讨论制定有关EPC标准问题，EPC尚未形成国家标准，为此我们将密切关注EPC的发展。”

　　报告中还称：“国家标准委会非常重视信息安全标准化工作，已会同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信息产业部等部门成立了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大批专家积极开展我国信息安全标准化工作，物流信息安全是关注的重点工作之一。涉及国家机密的物品的生产、管理和采购不应纳入EPC编码体系，应成立独立系统。”

　　但李西平接受《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报告并未表现全部事实。

　　“报告说NPC不能废止，但一年来，物品编码中心设置阻力和采取拖延战术，给EPC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时间和空间，这将拖死NPC统一代码。”NPC某代理机构广东代表处的一位负责人说。

　　在信产部同期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谁掌握了产品信息的中央数据库(根服务器)和电子标签的注册登记和密码发放权，谁就获得了全部产品、产品身份、产品结构、物流及市场信息的拥有权……从国家信息安全考虑，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编码标准、芯片和核心技术，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信产部报告同时提请国家有关部门应注意研究EPC等其他编码体系在我国可能造成的影响。“EPC系统的根服务器在美国，再加上EPC很快就会设立全球惟一的数据同步注册处，以协调EPC用户的数据同步。如果我国物联网信息被美国所掌握和控制，必将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和信息安全造成重大隐患，毋庸置疑，国家各相关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在这种形势下，有关部门做决定我觉得应该很慎重，标准应该引起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警惕。”王立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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