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股市传言与忽悠

　　□文 缥缈

　　纷繁复杂的资本市场，从来就不缺新闻。但今年却不同于往年，各式各样的消息充斥于市场，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真假难辨，并经常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从天而降。粗略算来，包括坊间传闻，市场近来传出的重量级“大忽悠”，不下几十条。期间，不但有4月初的“愚人节行情”拔地而起，还有夹杂着大量或验或不验的“猜测”，内容相互交叉、政策变 幻莫测，给市场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管理层一再希望媒体树立“正确的舆论氛围”，但收效并不明显。

　　从古以来，我们国家就有一种将文字视为正道的“文化传统”，这很容易就让我们这些靠着说话、写字在市面儿上“混”的人，紧追那些可以“忽悠”几句的热点议题，对此，我们一方面深受“忽悠”之惠，另一方面，也确实有点脱略形骸。

　　但是奇怪得很，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有人站出来，褒奖“忽悠”，我们是否应为“忽悠”有所不平？回答应是肯定的。

　　不平之一，“忽悠”为什么可以存在？

　　说白了，“忽悠”乃自由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必须依赖“忽悠”才能存在的利益场所。在市场，存在着买方与卖方的矛盾，这是一种不能调和的利害冲突，也是市场经济之中的永恒的难题。

　　所以，一种商品，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有其价值，就有其两面性，就必然遭遇“忽悠”。从这个意义上说，“忽悠”的本质，是跨越哲学与理性的话语权。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识别，并且遏制其危害，“忽悠”并不可怕。因为市场本身，恰恰是建在这一极其简单但是极其脆弱的社会伦理之上的，有人“忽悠”则为真，无人“忽悠”则为假。

　　可以这样说，市场行为经常是反智的。既然是反智的，就不会存在绝对无理的“忽悠”。赵本山“自行车换拐”的套路，在西方至少二百年前、在中国至少二千年前就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了。只要你的水平足够，就可以想怎么“忽悠”就怎么“忽悠”，想“忽悠”谁就“忽悠”谁。中国战国时期，苏秦善于“忽悠”，所以他位尊而多金，掌六国之相印，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不平之二，一般来说，“忽悠”总是利大于弊。如果没有“忽悠”，我们将失去一件源于市场的“利器”。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时代，假如一个人对于客观事物，即便是最好的、最有道理的事物，察觉不到其中的缺陷，那他就不是一个高明的人。客观地说，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即便其中的一面黏在地上，无法撬开。

　　经典的例子莫如“皇帝的新衣”。作为弱势群体，皇上的审美与情趣，我们不好乱讲，首选就是沉默；但是，如果我们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也无妨善意地“忽悠”几句，以免真正的骗子们，把一些根本没影的事，搞成“铁一般的事实”。

　　不平之三， 对于一些特别的事情，关系越重大，就越需要有人来“忽悠”。

　　无论对于“忽悠”的正方与反方，我们都要培养，都应支持。比如近些年有关“国有股全流通”的讨论，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就存在相对“冷场”与“失语”的现象。此一方“打死也不说”，彼一方“打死也要说”，这边打过来，那边踢回去，酷似京剧《三岔口》。这比“忽悠”还不如。

　　众所周知，论证“皇帝穿了衣服”，需要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并辅之以一定的利益动机。反之，如果说“皇上没穿衣服”，实在简单得多，儿童也能办到。在难易之间，如果允许大家尽情“忽悠”，就不会“舍其易，而求其难”了。

　　很多时候，想人为地限制“忽悠”并不容易，正确的方法是建立风险机制，“蜜枣是你的，毒酒也是你的”。

　　不平之四，市场的免疫力，远比我们认识中的更顽强。所以对于“忽悠”，只要是市场行为，只要不违法、违规，只要不危及社会正义，理应任其发展。

　　我们人类毕竟是直立行走的动物，有别于鸟兽虫鱼，“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吃一堑，长一智；天下滔滔，口舌滔滔；我们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忽悠”吗？

　　不平之五，中国社会最缺的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是诚信。事实上，如果没有伪诚信，诚信无从谈起。指鹿为马易，掩耳盗铃难，在诚信与伪诚信之间，是“人与自然”的分野，而不是“人与人”的分野，中间地带，大抵都是“忽悠”。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忽悠”有其反抗奴性的特质，是相当消极的一种自由，但它毕竟属于自由。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有很多善于“忽悠”的人才，大多具有优秀的领导潜质，只要他能体恤到人民的苦难，总会干些正经事，总会成就一番追求。虽然此类人物少之又少，但是我想，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归法治社会，回归到一种更加有序的社会体制之下，让人们想坏而坏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