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税收不能平息质疑 只能是一种平衡

　　——与英国税务局董事会主席尼古拉斯·蒙塔古爵谈税制改革与税收分配

　　我无法很绝对地说中国税收20%的年增长是否太快了，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征税率的增加，这样的增长会慢下来。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问题，世界上都很普遍。如果是民意代表机构同 意的税制安排，我们就很难指责政府拿的太多。

　　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困难很大。而富人逃税又是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

　　私有化后，英国政府推出了暴利税。这对中国政府的国有企业改革可能有一点借鉴意义

　　□记者 吴兴宁

　　年过六旬的蒙塔古爵士在中国之行安排得非常紧凑，4天里，他在广州、上海、北京作了4次讲演。3月19日上午，蒙塔古爵士出现在国家行政学院，面对中国政府各部委中层官员的提问，他尽量保持英国绅士的谨慎、谦恭，但亦不掩饰自己对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问题的疑惑。在演讲中，他常会以“如果我没理解错”开头，然后再谈他本人对于“三个代表与布莱尔工党政府四项原则的异同”、“电子化政府建设与加强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等见解。

　　在讲演后，蒙塔古爵士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话题主要围绕政府税收规模、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以及个人所得税改革等当前中国财税领域的热点问题展开。

　　《商务周刊》：中国去年的总税收达到了25718亿人民币，比2003年增长超过了20%，而且这样的增长率已经维持了四五年时间。如果注意到中国的GDP增长率只有不到10%，您是否觉得这样的税收增长太快了一点？

　　蒙塔古：我的确对中国税收的增长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两天与国家税务总局的各级官员的交流中，他们对自己的成就很自豪。对于税收快速增长的问题，我想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在中国，无疑政府的税务部门对征税的管理加强了。他们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比如说增值税。税务总局的官员告诉我，以前的征收率只有45%，现在提高到了65%。如果我们联系到其他的税种，不难发现这样会使得总的税收收入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其次，税基的增加，一些新税种的产生也可以增加总的税收；最后，我想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税收是顺周期的，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个人和公司的收入都会增加，税收自然会增加。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可能直接税会比较少，但道理应该差不多，经济繁荣时，企业的生产扩张使得各种原料流通加速，间接税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我觉得无法很绝对地说20%的增长是否太快了，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征税率的增加，这样的增长会慢下来。

　　《商务周刊》：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如果加上各种行政收费和代缴的社会保障金，中国的广义税率已经达到了28%(占GDP的比率)。这比周边的很多国家高。此外这些税收考虑转移支付以后，中央政府获得了50%，但只承担了30%的事权，而且相当多的税收被用在了投资方面，而非公共服务。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从民间拿走了太多的资源，而中央政府又从地方政府手里拿走了太多的资源？

　　蒙塔古：英国似乎没有将税收与GDP相比较的数据。至于政府与民众之间收入的分配问题，则牵涉到整个税制的安排，这与税的征收是两件事。英国国家税务局在英国负责的是税的征收，而税制是由我们的议会决定的。由于国情不同，我无法对中国的情况做一个精确的评价，但如果是民意代表机构同意的税制安排，我们就很难指责政府拿的太多。

　　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而言，你说的现象其实在整个世界上都很普遍。在英国，中央政府的税收来源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是财产税和一些交易税，中央政府获得了全部税收的60%。这种安排与中央政府的职责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品提供。英国政府也会有一些投资，但不会使用税收，而是发行债券来筹集。

　　《商务周刊》：您刚才提到，个人所得税在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税种，不过目前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还不到7%，而且这些税主要是中等收入和工薪阶层交的，因为他们的税可以从源扣缴；相比之下，富人们总可以有很多办法来逃税。您对中国的这种情况有什么评论吗？

　　蒙塔古：与英国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他们占总人口比例的近70%，而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交纳个人所得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在英国直接税占到了总税收的60%，而中国目前只能依靠增值税这样的间接税。相对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体系，英国的要简单很多。我们依据收入高低适用三档税率，即10%的低税率、22%的标准税率和40%的高税率。这种减少累进级数及下调边际税率的改革，是工党政府“新政”的重要部分，而事实上这样的安排使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增加了。

　　富人逃税是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因为富人们有自己的公司，他们有很多的手段。在我领导的部门里，有专门的机构对富人逃税进行监管，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和相关的操作流程，此外还有相关的立法。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于这方面的交流很多，我与贵国税务总局官员交流时，发现他们也很积极地参与OECD的研讨。我认为，政府应该培训专门的人员并且和律师们合作，引入更加先进的数据管理系统，以期更好地解决富人逃税的问题。引进数据管理系统是整个税收部门服务电子化的一个环节。记得以前英国税收部门是通过银行系统来征税的，纳税人要透过银行柜台窄窄的窗口来交税，那是一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经历。在我们实行电子化改革之后，85%的税收申报征收是电子化的，纳税人的平均管理成本由1英镑降到了0.5英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实质上是一种“纳税人至上”的理念，因为繁琐的程序往往会抑制纳税人的积极性。

　　《商务周刊》：在中国，去年很多人在激烈争论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引发了政府的追查行为，而很多富人现在整天都很紧张。据我了解，英国政府曾经征收一种“暴利税(Windfall Tax)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您觉得英国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吗？　

　　蒙塔古：事实上，英国自1980年代以来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公有企业私有化，这期间也伴随着激烈的辩论。总是有人在质疑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了，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卖的决策是否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

　　因此，要想完全平息人们的质疑是不可能的，税收只能是一种平衡。“暴利税”主要的征税对象是私有化后的自然垄断企业，税基则是它们在私有化4年里的超额利润，税率是23%，只征一次。这样政府最后大约得到了50亿英镑，全部用于“新政”，特别是对年轻人的职业教育方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政府的信号很明确：只征一次，而且只针对企业，而不是个人。也许这对中国有一点作用，我们也很乐意与中国政府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尼古拉斯·蒙塔古：

　　1992—1997年任英国交通部铁路局局长，监管铁路私有化改革

　　1997—2004年，任英国税务局董事会主席，领导英国税务局进行规模空前的改革。英国税务局现有8900余雇员，2004年征税额达2400亿英镑。税务局董事会主席由首相任命的政府官员担任，负责领导董事会并管理整个英国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