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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控制者
中超是一个典型的因为没有民主而没有了秩序的商业案例，那么中超公司成立后，这一情况会改变吗？
在阎世铎时代，中超常委会其实起不到什么大作用。但在谢亚龙入主足协后，足协已
表态，拟将各项权利以书面形式转给中超委员会。这样中超常委会在一些决策中发挥的作用突然显得大了许多，因此“改革派”极力想在其中占得更多的席位。
而与此意相反，加大地方足协在中超委员会中的话语权，是在阎世铎主政后期就已经表露出的明显的意图，这一意图在今年2月的中超委员会中得到了贯彻。
在武汉天龙和上海中邦进入中超之后，中超球队已经达到14支，两家新俱乐部也自然成为中超委员会的委员。本次会议还形成决议，14家俱乐部所在的地方足协秘书长也进入中超委员会。
在香河中超正式会议前的中超常委会上，初步定下的扩大常委方法是：除代表中国足协的杨一民和郎效农，原来北京、上海申花、山东、深圳、天津5家俱乐部代表，加上在“改革小组”里扩编的大连和重庆以及一个地方足协代表——拥有3支中超队伍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卢申。这一方案能够让大部分人满意，因为地方足协的名额只有一个，而7支中超俱乐部占据半数，也能照顾好中超球队整体利益。然而最后的中超常委增补结果出人意料，被盛传将会成为常委的大连实德和重庆力帆并没有进常委会，新增加的4个常委名额没有一个给俱乐部，而是全部给了上海、北京、山东、四川四地方的足协秘书长。这样，在常委增加到11名后，足协的代表已经增加到了6个，足协方面掌握了控制权。
按照杨一民的说法，新一届的中超常委会将在中超全体委员会休会期间，以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的方式处理必要或紧急事务。“可是由足协和地方足协官员把持的常委会怎么会为俱乐部着想呢？那些拿着足协工资的委员当然都是为足协干事。”罗宁对本刊说。
张曙光认为，这是国家一直把足球当成一个事业，而不是一个产业来办的结果。他强调，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特别需要的是自治，通过最少的资源和成本来实现和谐。
“足球产业由国家机关来管肯定管不好，这需要社会团体及行业的自治。自治就意味着管理人员是民选的，而不是委派的。”张曙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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