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圆桌旁的中部崛起观

　　本报记者 聂春林 实习记者 何欣荣 武汉报道

　　2004年12月份，中央首次提出“中部崛起”；今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用132字专门讲述中部崛起；国家发改委为中部崛起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在中部崛起战略中，作为华中唯一一座特大城市，武汉的龙头作用亟待确认。4月22日 下午，本报邀请著名区域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伍新木，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博导陈文科及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方方，以圆桌论坛的形式，纵论中部崛起。

　　板块整体崛起

　　伍新木：目前郑州和武汉均在争做中部崛起的龙头，湖南主动融入珠三角，安徽及江西意欲加盟长三角，山西挟能源优势，自成一统。郑州与武汉相比，有两个优势：一是以郑州为中心的豫北城市圈在GDP块头上超过武汉城市圈，二是从区位优势上讲，郑州的中心地理位置比武汉也更为明显。此外，她的铁路交通枢纽地位，也是武汉所不及的。

　　方方：我想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原大地所具备的深厚文化底蕴，也是在龙头之争中郑州敢于向武汉叫板的底气所在。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涉及到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上，在我印象中，郑州和武汉完全没有可比性，尤其在工业实力、科研能力和水资源方面，武汉都要高出一大截。

　　陈文科：中部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自身尚未崛起，中心之争反倒闹开了。这种情况下的龙头之争，无异于搞形式主义，是毫无意义的。

　　伍新木：中部应该整体崛起，应该作为板块崛起。但现在中部缺乏板块崛起意识，存在离心倾向、“分散突围”、“去中部化”倾向。湖南主动融入珠三角，安徽及江西意欲加盟长三角。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珠三角、长三角自身内部的发展也并不均衡(某些山区的贫困程度不亚于西部)，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他们对中部崛起的推动作用不应被高估，中部要想崛起，还是要靠自己的团结联成一体，寄希望于板块崛起。但我们强化中部板块意识，并不排斥中部各省与周边地区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陈文科：中部的崛起虽然不需要一味的龙头之争，但并不是不要确定重点，我对目前舆论界有一种“洒胡椒面”的意见持否定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虽然开放得较早，可是上海的真正腾飞却是在出台浦东开发区的政策以后。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确定一个“战略支点”是必要的，以武汉的综合实力来说(城市竞争力有四项排在全国前十)，它应该是当仁不让的。

　　建设武汉大城市圈

　　伍新木：武汉要崛起，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其实“长江中下游武汉经济协作区”的概念由来已久，“武汉城市圈”的提出只不过是这一概念的顺势而为。我们要注意所谓“城市圈”，是通过内在的经济纽带自然发育而成，是一种逐步“圈城”的过程，而不是人为的行政划分。只有促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才能增强其集聚辐射能力。现阶段“武汉城市圈”的模式现在是“1＋8”，我的预期是将来要进一步扩展到北至信阳，南接岳阳，东抵九江，西达宜昌的广大区域。

　　陈文科：中部崛起中要明确三条观点：一是要部分崛起而不是全方位崛起，二是要分清主角性崛起和配角性崛起，通俗一点讲就是要形成自己的增长极，三是总体目标应该是中部的经济发展融入一体化，形成区域化，具体的量化目标是把同东部的差距缩小到解放时的水平。这一点尤其重要，中部的部分省份因为没有找准自身位置，往往把目标定得过高，甚至不切实际，这样除了增加挫败感和急躁心态外没有任何好处。

　　伍新木：现在有舆论认为中部崛起要“不等不靠国家政策”，我个人对此持相左意见。政策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最稀缺资源，政策往往主导其他资源。有人批评说中部要特殊政策就是重归“计划经济模式”，但实际上市场经济也离不开政策的指引，比如深圳的蛇口，区区弹丸之地凭什么让那么多跨国企业趋之若鹜？当然不否定地理区位上的优势，但根本上还是靠政策。政策的意义不仅是带来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它所蕴涵的不可估量的符号意义。

　　中国的资源配置受政策的作用再明显不过，这里举一个例子：重庆在直辖前远不如武汉，可直辖后整个城市面貌却涣然一新。重庆经济发展的驱动轮并不是靠支柱产业，而是主要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些投资从哪里来？都是政策所带来的。这里有一个数字颇值得回味：直辖前的1997年，重庆城市建设投资是武汉的60%，直辖后2000年，武汉却成了她的60%。所以说撇开政策谈中部崛起根本不可能，否定政策在其中的决定作用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文化助推

　　方方：文化对经济的助推作用不可能是立竿见影，只能是潜移默化，因为文化首先作用于人。武汉兴盛得益于小商品流通，因而武汉文化的基因就是一个“小”字。贪小钱、干小事、拘小节，典型的“码头文化”、“市井文化”。

　　武汉的文化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整个城市的文化硬件设施建设非常落后，我甚至都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图书馆、歌剧院，一个博物馆也是修修停停搞了好多年。其实文化硬件设施的意义非常重要，除了载体作用，它更多的还体现了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价值取向问题。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在这方面，武汉缺少一个地标式的文化象征。所以改造武汉的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脱俗”。

　　伍新木：沿海开放省市有开放、兼容、竞争的文化氛围。孔雀东南飞，内地的麻雀也东南飞，而且有些飞到沿海也变成了孔雀。沿海地区像一堆干柴，燃着熊熊大火，内地的一块湿柴丢进去也被烤干燃着了；内地如一堆湿柴，有几根燃着的干柴常常被一大堆湿柴压埋得冷火冒烟最后烟熄火灭。后来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其实所有这些都跟外部环境有关，内在因素外部化。湖北的国企多，国有经济比重大，因而导致体制僵化，体制僵化就会束缚人的思想，进一步造成观念上的落后，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这种“慢半拍”的效应，让湖北省连一些普惠政策都未能享受充分。

　　陈文科：对企业家的态度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湖北的沙松冰箱厂，是1980年代中期全国最早的冰箱厂之一，前期发展很不错，但是却因两万多元的经济问题，老总连同20多个企业骨干均被处理。结果企业最终成了特困户。具讽刺意义的是，出去的老总和骨干，如今却都成了全国各大电器厂家的老总、副总以及精英。造就一个企业家可能需要几十年，但真正毁掉他们几个月乃至几天就够了。政府对企业家的“知人善用”，不仅仅关乎某一企业的兴衰，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树立起一种价值取向，为企业家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

　　方方：有人说武汉是“俗”，但沿海地区也“俗”，为什么他们就能克服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发展得那么好？对此我的看法是，武汉的“俗”是土生土长的“土俗”，沿海则是饱经外来风气熏陶的“洋俗”。所以武汉既不像北京那样的“文化中心”，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也不如沿海，建立起了市场化的游戏规则，因而文化劣势对武汉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表现的分外明显。

　　其实武汉人的文化基因中还是有很多独到的优势，我们常常说武汉人是南方人中的北方人，所以武汉人的性格中既不失南方人的精明，又有北方人的豪爽。再者武汉的市民文化氛围也使这座城市特别适合人居住，一个人在武汉住久了就会深深爱上这座城市，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只要政府方面能对武汉文化中的这些有利因素加以大力引导，文化无疑将在武汉的崛起过程中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