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基层政权最大的风险 湖南基层政权考察报告(3)

　　影响基层政权最大的风险

　　12月19日晚上与文星镇副书记赵承卓聊了整整两个小时。他1993年毕业于湖南农大，现在主要负责文星镇的城建和招商。

　　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前途在于走深加工的路子。乡镇干部多为本乡本土，水平参差不齐，人事管理体制有组织部管理、人事局管理、七站八所垂直管理等几类。这些人走出政府大门人们都叫乡镇干部，其实真正的公务员编制不到一半。

　　“我总担心乡镇怎么运转下去，也希望中央给些补贴。一般的乡镇都有300万元的债务，一年的利息就是60万~70万元。这是现在影响基层政权最大的政治风险。债务黑洞、人员、税收任务都可以吃掉乡镇政府！”

　　他说，很多政策、资金、信息其实基层最需要，但被上边截留的多，所以才有“跑部前进”。干部的差别在于上下不同以及部门间的不同，比如国土部门和农业部门，待遇相差可能一年上万元，这样拿部门收入和个人收入来衡量干部工作的价值是很不公平的。

　　这样的现实确实让个别干部铤而走险，有的认为“此时不腐败，退休没着落”。但好就好在现在乡镇干部已经没有什么钱可以贪了。另一方面，群众能看见的就是乡镇干部，有一点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干部论升迁

　　和赵书记聊完又和几个县乡干部随意谈起来。大家渐渐把话题谈到乡镇干部的来源和升迁上，收入与职位升迁应该是每个阶层关心的两个核心问题了。

　　一个乡干部说，受目标任务困扰，乡镇自身的职能、权力则越来越弱化。大多数乡镇干部都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要想得到群众和上级两方面的认可不容易。

　　一个县干部讲，现在用人方面有提拔、爱抚、重用之分，比如由乡书记到县副书记是提拔，由条件不好的地方调到条件好的地方是爱抚，而由副镇长到副书记则是重用了。现在用人体制还不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精英都在商界而不在政界。

　　另外一个乡党委书记认为这些年乡镇干部来源主要有农校毕业生、部队转业和农村中的积极分子三方面。不过行政方面的事情做多了，只会做思想工作，专业没了，出去也可能不会经商赚钱。乡镇：撤销还是保留？

　　12月20日下午5点多才到株洲，立即去找党校谢立民教授和李述章老师。

　　谢还在办公室,他说今年农民由于减税和直补实惠获得的明显多了。但对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要求依然比较高。前两天有党校学员开玩笑地对谢教授说，“过年了，我得经常关机躲债了啊。”

　　谢教授介绍说，株洲以前是“一五”、“二五”时期的老工业基地，现在希望争取中央如振兴东北般的国债政策。

　　谢教授建议我向西边走，因为长沙、株洲一线在湖南是比较好的地带，而向西则经济条件越来越不好，那里能看到更多东西。我决定去衡阳—涟源一带采访调查。

　　晚上10点多，与李述章老师交谈。李老师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乡镇政权不应该撤的观点。他说，其实乡镇干部也维护了上边的权威性，维护了稳定。他们是责任的承担者，是矛盾的化解者。他认为减少编制精简机构是一回事，而需不需要这级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李老师还向我简要回顾了取消和保留乡镇政权两种不同声音的主要论点。取消说论点：1.乡镇政府的“三乱”行为加重了农民负担，损害了干群关系；2.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3.工作方式简单粗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4.从乡镇职能看，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只剩下收费税养自己；5.从工作对象发展看，村委会对乡镇的依赖越来越少；6.取消乡镇建制，可以彻底解决乡镇政企不分的问题等。

　　保留乡镇建制论点：1.农业、农村向现代化的转变是个渐进过程，不能忽略了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本质；2.农村人口众多，当前农村的变数太大；3.县级政府还不具备直接管理好数百个村庄的能力；4.村民自治能力还不强，村级组织尚待健全；5.村委会在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以往很多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乡镇干部上。

　　李老师认为可以有一种折衷的改革方案，可以原则上取消现行乡建制，分期分批地改为乡公所。另外保留镇建制，但在治理模式上，分期分批地实行自治。自治镇要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

　　“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干部。”应该多问问农民，乡镇政府要不要存在农民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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