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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注五大宏观命题 民主党派建言理解民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31日 13:19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田毅 孙雷 北京报道

  “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安抚”

  “这半年心情真不怎么样。”江苏省吴江市一位私企老总在电话里几次提到这句话。也就是在听取了如他一样的当地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后,该市工商联草拟了《在经济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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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民营企业更希望有关部门多一点理解和安抚》一文。

  文章直爽而坦诚:

  近阶段来,吴江民营企业中弥漫着一种郁闷的气息,我们似乎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罪人,社会上一些原本就对发展民营经济存有偏见的人,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腔调。

  为此,呼吁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当前经济紧运行的状态下,给民营企业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指责,多一点安抚、少一点埋怨,多一点实际支持、少一点“事后诸葛亮”。

  一是希望做好宣传工作……三是希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既不隐情护短,也不扩大事实,更不能以偏概全,一损俱损。

  7月30日,吴江市政府办公厅官员向记者证实已收到该文,并得到马明龙市长的批示。马希望地方政府能对企业多关心、多沟通、多体谅。

  吴江市统计局数据显示,至6月末,该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5亿元,同比增长17%,比去年下降了45%。固定资产投资中,私营个体投产占70%,国有集体和外商投资各占15%。增加的投资以续建项目为主,新增项目受土地严控影响基本停滞。

  再早一个月,离吴江不远的南通市工商联召集十位民营企业老总座谈调研,中心话题是民企对宏观调控的态度。

  “我觉得他们思考得很深入。在座谈会上,有的企业家认为不能只是害怕,只是在家坐等,而要主动了解政策,提前一步掌握动向,然后顺势而动才是出路。”南通市工商联调研处郭处长向记者回忆。

  7月25日,国务院在青岛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与13位非公有制企业代表围桌共话。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中,各类企业利润增幅都比去年1~5月份回落,其中私营企业回落幅度最大。

  “90年代初那次宏观调控用了一年多,而1993年下半年开始调控也耗时两年,并辅以财税、汇率改革。相比而言,这次宏观调控集中时间不到半年即已见成效。是该坐下来想想下一步如何走了。”中共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对记者这样说。

  宏观经济繁简之间,中央、地方,国企、民企,银行、财政都在主动或被动地重新定位,只不过位置尚在调动中。

  中央关注五大宏观问题

  7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经济座谈会。

  “开完会回来后,成思危主席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并布置下来五个题目。这五个题目都是中央领导在此次会上提出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调研,并要求在不久后提出报告和建议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调研部部长熊大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这五个中央关注重大宏观问题是:一、土地调控;二、金融风险;三、消费、投资与拉动经济增长;四、“十一五”规划;五、走出去战略。

  7月29日,民建中央副主席路明告诉记者,对这五个问题民建都组成了专门的调研小组加紧调研。这些报告9月底前上报,而类似“7.19”的经济协商会议可能随后再次召开。

  记者在中国致公党、全国工商联等处也都证实了中央提出的这几个重大问题。目前,相关机构都在行动之中。

  五个问题中的头两个,用国家统计局负责人的话就是“管住土地、管紧信贷”,而这正是此次宏观调控中中央的两支手臂。

  “粮食涨价、土地被乱占可以说是此次宏观调控最初的起因,但开始也只是如去年初的检查土地使用权交易、控制地产信贷风险和推进税费改革。随着几大行业投资的猛增,特别是由此引发的煤、电、油等资源的紧张,中央最终在今年4月果断采取了措施。”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分析。

  另据曾经参加过有关高层座谈会的专家介绍,中国经济一个时期以来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和低效率”是中央作出宏观调控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轮调控政策实施以来,应该说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在投融资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中央召开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会议,总的来说还是从中长期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张立群向记者分析。

  四月底的“严厉”和七月底的“温和”似乎都有其长期背景,而火候的把握则在于对之前和之后问题与自身调控能力的判断。

  建言调控

  “中央宏观调控措施到了一些基层,就变成了‘一刀切’。上半年用于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基本上没有得到控制,但短期贷款少增1684亿元,票据贴现少增2130亿元。这样现实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流动资金,而中长期项目信贷压下来的很少。这实际上压了中小企业,压了非公有经济,压了西部地区。而这也不是中央的宏观调控的初衷。”一位民主党派人士这样认为,“建议近期内严格控制新增项目,要在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和自有资金比例等方面提出要求。对目前在建和拟建的项目实事求是地权衡利弊,决定取舍。”

  在宏观调控中注意把握好度与宏观调控应当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有的党外人士在“7.19”座谈会上提出的观点。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调控应注意分析和预测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既要防止对需求估计过高而盲目扩大投资,也要避免对需求估计不足而造成发展瓶颈。还应建立公共信息公告制度,以引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向。

  配置资源的方式是此次宏观调控争论较大的问题。

  在采访中,一些党外人士认为,这次宏观调控由于强行限制了土地和贷款的供应而较快地取得了效果,但是还应注意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例如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或拍卖,贷款项目的科学评估、发挥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方面的作用,尽量防止靠政府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配置资源。

  据九三学社网站显示,在“7.19”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在发言中认为:第一,要力求“治本”。以加强宏观调控为契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职能转变;第二,既要控制投资和信贷规模,也要拉动消费,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与消费;第三,清理整顿投资项目。建议多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少用行政手段。

  针对中央关注的五大宏观问题之三的消费、投资与拉动经济增长,记者取得了一份今年6月民建中央提交给全国政协常委会的报告。这份名为《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方式》的报告提出,必须实现两个转变,即从政府主导型投资推动向企业主导型投资推动转变,从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转变。

  该报告认为,与投资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强劲、可持续,因此应该将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并以消费带动有效益的投资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协调增长必然扩大市场容量,最终促进我们经济健康发展。

  “土地”、“贷款”将开禁?

  土地和贷款成为两个牛鼻子——放与收的方向都在于它们。而知情者日前向记者透露,“十月份左右,土地和贷款很可能开禁。”

  “这次土地制度建设研究,要研究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回答一百天后我们究竟该怎么办。”这是7月22日,国土资源部李元副部长在加强土地管理制度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话。据透露,该小组在该部里规格甚高且已全面投入运转,在短期内拿出可操作性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是其工作重点,而土地的总量控制、市场定价、利益调节、强化监督等是其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在今年初乃至去年,国土系统就将土地作为了宏观经济调控的一扇闸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松林曾向媒体分析说,从金融改革来看,各商业银行都在按照市场取向进行改革从投融资体制看,我国将逐步确定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而我国的城镇土地属国家所有,调控权还在政府手里,因此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就日益显现出来。

  “但你总不能一直不放吧?那样的话下半年没有项目和资金落地,明年经济还有不大落的吗!”北京一位地产开发商这样说。今年4月29日,有关土地流转“三个暂停”的政策将这扇闸门紧闭了起来。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部分放开土地供应可能分成两步:其一是盘活存量土地,全国房地产商手中已购置而未完成开发的土地至少有70多万亩,国务院五部委土地检查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达2.41万平方公里;其二是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健全土地产权制度,建立保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等工作和制度建立后,适度开禁新增土地。

  那么信贷这扇闸门呢?央行本周三在网站上公布的一份声明称,将密切观察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落实好已出台的货币政策措施,准确把握力度和节奏,合理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的增长。央行表示,还将引导商业银行正确判断市场风险,及时为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的企业提供正常流动资金支持。

  事实上,据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本周银行监管部门又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对一些资金链条紧张的重点民营企业如何在政策上略宽松些。有专家分析,联系此前投资体制改革决定的颁布,监管层似乎有放松信贷的意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张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宏观调控整体来说还是稳定现行政策,具体政策取向取决于经济走势。如果走势进一步下滑,那可能会有新的措施;如果经济大体上走稳了,可能就不会有更多的政策措施推出。从现在来看,下一步经济走势还看不太明朗。现在确实有一个继续下滑的可能,但会不会持续地发展下去,还需观察。

  “有选择性调控”

  有人说现在是宏观调控政策最好的拐点,但有人坚决否定。

  如果把事实梳理一下,那就是钢铁等行业发展相对较快而煤电油等资源日益紧张。“这就有问题了,是‘压长补短’还是‘增短放长’呢?长期看应该运用后者。冷热结果谁都说不好。”中共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对记者这样说。

  在采访中,不少人士认为,由总量调整到结构调整也许是政策拐点的重要特征。“比如政府判断热的行业,政府就把自己的投资降下来,而民营企业无论如何让它自己去判断,自己承担风险。这样就有可能打破以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宏观调控怪圈。当然,这样的前提是政府和市场都是法治的,而政府不是借宏观调控恢复项目审批体制。”国务院研究室那位研究员这样说。

  7月份民建财政金融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宏观调控下的金融对策研讨会。据熊大方介绍,会上提出了“有选择性调控”:可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控制紧些,而对流动资金贷款适当放开些;可对政府投资或效益不佳的国企的投资控制从严,而对民企投资适当放宽;可对生产性贷款适当放宽,对非生产性贷款,特别是地方上一些所谓政绩工程,贷款从严;可对大项目、大企业适当从严,对中小企业放宽;可对东部沿海地区等经济相对较热的地方适当控制,而对中西部地区适当放开。

  “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其成败取决于对未来不确定性及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平衡。”在“7.19”座谈会上,一位民主党派人士这样说。

  社科院经济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指出,宏观调控中中央、地方博弈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财政金融体制背景,如果十年多的财政体制不调整,地方政府缺少收入来源,它当然只有通过土地出让金来赚钱了。而长期来看,中央行政手段的成本很高而效力将递减。

  在“7.19”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下半年要继续落实中央已经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关键是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真正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温总理还说,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还不牢固。

  这是一场考验。智者当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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