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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演变的辩证法
21日中午时分，我搭了辆摩托去株洲西南的雷打石镇。一路冷雨。
雷打石镇政协的办公室已经昏暗了，今天这里又停电。一个六十岁模样高大的村支书站在屋子中间不断捶着胸口咚咚响。
“现在是农民不愿交农业税，村干部工资都发不下，法律、政府都管不了，可村里的税收任务还得完成啊！我们的工作是没法干了！”这个村子有600户，2180人。该村村主任告诉我，今年有几个五保户去世了，没人管，还是他和村长两人每人50元把人给埋了！我说如果这样那撤了乡镇政府是不是会好些，他们两个想了想，说如果都以派出机构的形式存在，那老百姓根本找不到人啊！
在政协办公室坐着的还有雷打石镇财政所所长向国林。从1984年成立财政所至今，向国林干了20年财政所所长。向所长向我简单回顾了乡镇财政体制变迁。1984年当时刚成立乡镇政府，工资比较低，1985年工资调整了一次，那时一个副乡长一月也就是29元。1988到1989年开始有了统筹提留，但数额也不大，大约每人每年1元钱。1989年后，统筹提留标准高了，社会上的反映也多了起来，农民负担重也说得越来越多了。到2001年税费改革后，乡镇的财力主要来源为财政供给资金、乡镇预算外资金和统筹资金。现在乡镇的财力仅仅为财政预算内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1982年以前的收益都是集体的、公家的，1984年后收益到了每家每个人头上，所以才出现了统筹，这是个辩证关系。
乡镇虽说是一级政府，但实际上没有自己的金库。上边是以收定支，压力太大。1994年税制改革后，乡镇财政的困难加剧，工资欠发普遍，赤字增加，实际债务沉重，乡镇财政运转非常艰难，收支矛盾相当尖锐，已经危及基层干部的稳定，也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基层政府的权威。
从收入看，这个镇的负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农村“两会”举债298万元，偿还了15万元，仍有欠账280多万元。二是乡镇向县借用的周转金，有的周转金已经超过30年，当时的单位都不存在了，但乡镇财政做了担保。三是乡镇企业贷款形成的债务。
烛光下的收入辩论
停电的雷打石镇5点就仿佛到了夜里。在金塘村书记姜炳炎小门面里的蜡烛下我们坐下吃饭。我问村里人均纯收入有多少，这却引起了村干部、村民还有向所长的一场小小争论。
向所长说快4000元，不过村支书说最多就是3000元，一个村民则说“不到吧”。于是，支书和村民给我算起了一笔账：种一亩水稻的成本最少要400元，包括人工、化肥、种子、农药。电费是另外算，以前7毛一度现在是5毛还好些。粮食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高些，2000年那时曾经是35元/50公斤，现在早稻是74元/50公斤，晚稻是82元/50公斤。前几年肯定是亏本种地的，现在每亩的利润大约是300元，如果一户5人，每人按7分地，就是纯收入2000多元，再加上养猪和外出打工，也可能刚刚3000元或者不到。在县里面看，这样的水平算中下的。对于尾欠(应缴未缴的农业税)，姜炳炎说上边的政策是不能搬人家的东西抵，只能催缴，很难。全村每年的农业税任务包括附加就是7.8万元，其中1.1万元就是村里先垫上上缴乡里的，也就是老百姓欠村里的。乡政府一般是8月1日到8月10日征收农业税，8月10日必须结账，因为7月底新粮上市。这里一年种两季水稻，没什么经济作物，因为没技术、没经验。患寡还是患不均？
向所长和几个村干部对公平的话题讨论得很热烈。向说，中国农民关心的是负担问题还是公平问题呢？比如株洲附近一个区，他们每亩定产700公斤，我们这定产800公斤，不过他们那里经济条件很好，政府垫得上税，尾欠为30%，我们这里条件不好尾欠只有10%，但我们的农民就觉得不公平了，为什么我们原来是一个地区划出来的，人家定产低又可以更多不交税呢？
一个村支书表示，要是2000年前的农业税欠税都免了，那么交了的农民就很不乐意，明年他怎么还会交呢？农民最关心的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今年农业税每人只有9~13元，其实并不高。
一个村长说，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历史上就这样，这是农民最原始也是最实在的观念。
读书之忧
22日晨，我找到雷打石镇农科站村村长唐博文。唐博文做村主任已经有11年。他说发展企业现在就要涉及到七八个部门来要钱，都还没利润就交了很多了。这样谁还敢来投资呢？
村民谭雨泉和他妻子两人在家，他们的大孩子上初中，妻子有时做小买卖，谭则种地兼在镇上一个厂子做工。他告诉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治安，没大问题但小偷太多，现在工作不好找失业的多。教育也是让这小两口头疼的事。乡初中一人一学期就要400元。读大学就更读不起了，一年怎么说也得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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