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一 发自北京
“政府为社会提供的最大服务不应该是日常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一个体制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谈到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时说，“只有设计一个好的体制，让体制本身来解决问题，这是政府最大的贡献，是政府提供的最大公平。”
平新乔分析2004年国资委几大举措时说，国资委提出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显示了太多的行政色彩。选择什么样的行业，经营什么样的产品，这个权力应该在企业管理层；招聘22家央企高管，同时规定了三年任期内要完成多少指标；三大电信企业的老总互换等于把这三家看作一家了，又回到了一家垄断的状态；叫停大型企业MBO不应该一概而论；打造30-50家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入全球500强。国有资本应该作为社会的最后的保障，占的比重还应该缩小。
平新乔说，如果国资委是一个政府机构，应该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委员会，叫做市场监督委员会或者叫市场监管委员会，银监会，保监会，国资委、工商联等都纳入这个委员会的监督之下，由它来管整个市场的规则，协调这些部门。
“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下游，产业链的上游都没有改，这些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平新乔说，“这种上下游改革的不匹配造成了包括收入差距过大等很多矛盾，只有上游放开，才能造就中产阶层，才能真正跟世界接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