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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据统计，1990-2001年这11年间，中国地级城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69个，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由31个增加到41个，城市覆盖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
当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以“城市经营”、“城市营销”、“城市公司化”以及“城市竞争力”等主题展开时，土地成为政府手中最大的资产。政府将大片土地卖给城市运营商，同时将开发经营的权力交给后者，政府则从中获得大量资金。
据《福布斯》统计，《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位富豪中大约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但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名富豪榜上竟有50％以上涉足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难道房地产真的成了催生富豪的聚宝盆吗？其实不然。地产界多富豪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地产是中国最佳的寻租场所。
“慕马案”中的主角慕绥新担任沈阳市长时期，沈阳市土地开发商打着“高科技农业”的幌子，大行房地产开发之实，大量土地被以行政划拨的名义圈走。从1997年至2000年间，行政划拨供地占这个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七成左右。2000年，沈阳收回的土地出让金仅为7000万元人民币，而附近一个批地量少于沈阳的中等城市同期土地出让金却达3亿元；与此同时，一批批腐败分子被造就，而天平的另一侧，失地农民只能背井离乡，在城市边缘苦苦挣扎与抗争。
社会学家指出，社会转型的基本目的不仅仅是要积累社会的总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一整套同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正规则体系，以及社会群体之间良性的、有益的互动规则。而现行的征地制度恰恰妨碍了公正规则体系的形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警言：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挣扎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等弱势阶层正在被甩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罗盘。
继续沉醉在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太平盛世”中是危险的。如果这样的“城市化”继续演变下去，失去土地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与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冲突，将会继续以暴力的方式上演。
中央政府已经无法回避这种冲突。“说到底，征地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政府是否能够尊重农民权利的问题。就好像你到商店去买东西，觉得这个东西很贵，你买不起就开始抢人家的东西，这能行吗？”一位专家对记者说道。
在很多学者看来，此次国务院下发的《决定》，并非彻底解救失地农民的革命性纲领，多似缓解土地矛盾的缓兵之计。但其意义在于：它不仅明示了国家对于土地管理的最新思路，更展示了中央政府直面城乡二元暴力冲突的姿态。
《决定》或许只是解决土地矛盾的一小步，但其象征意味则足以给人希望和信心。■
本刊记者常红晓、段宏庆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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