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诺奖智慧指引经济协调机制设计

　　程实

　　一年一度的经济学“奥斯卡”是不容错过的学术盛宴，在重温经典理论的过程中，我们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颁给了赫维茨、马斯金和迈尔森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机制设计理论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对于诺奖，业界有一句有趣的言论：“拿到诺奖的都是天才，跟风诺奖的都是蠢才”。当然前半句无须解释，而后半句的含义在我看来别有一番韵味。蠢才之蠢可能并不在于附庸风雅，而在于后知后觉。众所周知，诺奖评委会是世界上最会制造悬念，但同时又是最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每年的诺奖在公布的刹那总让人有些大跌眼镜，因为得奖者往往并非事前认定的热门人物，而在细思之后又不得不对瑞典人的选择心悦诚服，因为每一个可能默默无闻的得奖者的确都在繁华绚烂的经济学世界留下了独创性的浓重色彩。也许这个世界真的太过浮躁，遗忘永远比发现来得彻底，如果没有诺贝尔奖，可能这些灼照古今的经济学智慧早已被尘封在历史的箱底。诺贝尔奖把几十年前的学术智慧重新拉回世人的视野，不仅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些老去的学术巨匠，还让人们再次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和短视。面对现在的“次级债风波”、世界经济不协调和国际金融波动，我们不禁会想，如果机制设计理论在几十年前就像今日得到诺奖后一般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并广加应用，也许我们就不会经历这么多曲折和磨难。

　　中国有句老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不方、圆不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矩”的好坏，而如何去评价“规矩”，如何去创造个好“规矩”就是机制设计理论研究的课题。某种程度上看，机制设计理论似乎比我们熟知的传统经济理论更加抽象和高深，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习惯于在一个“既定框架”下研究各种最优化问题，而赫维茨等人研究的恰恰就是这个“既定框架”本身。

　　设计“既定框架”，这看上去像是上帝的活，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既定框架”，大到国际秩序、政策协调机制、经济制度，小到合同、拍卖机制、甚至是“家规”，离现实世界都很近。设计这五花八门的机制，人们总是希望达到一些可告人、或不可告人的既定目标，什么样的目标比较靠谱也算是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个部分，不过更重要的是，靠谱的目标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需要的信息太多，信息成本太大；二是在机制框架内活动的个体不和你玩，或者即使和你玩也只顾自个，不顾整体的机制目标。要做一个成功设计机制的“方家”，就别指望所有人会和你说真话，尽量让你设计的机制机器消耗最少的信息就能有效运转，在紧盯机制目标这个“大西瓜”的同时，也别忘了参与者的“小芝麻”，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机制成功的要素。用稍微学术化点的语言来说，机制设计理论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就是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

　　其实，多谈理论本身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毕竟可以预期，诺奖风潮影响下，各种各样规范的和不规范的机制设计理论综述和介绍定将“乱花渐欲迷人眼”。还是从理论回到现实，就在诺奖出炉的日子里，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正在发生着引人瞩目的深层变化。

　　还是从最新鲜最直观的说起，就在2007年诺奖尘埃落定的第二天，10月16日国际金价和油价再次轰轰烈烈创下了新高。商品价格的波动高企可以看作世界经济失衡的折射一角，美国经济由于前期宽松政策的放纵而不得不在“次级债风波”中以放缓模式加速回归均衡增长，欧洲经济由于意料之外的风波共振和众口难调的内部问题而面临着重回增长泥沼的尴尬，日本经济则由于政治不确定性而放慢了复苏步伐。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一边延续着增长狂欢，一边品味着通货膨胀（中）或是货币升值过快（印）各自不一的成长烦恼。经济周期阶段的迥然有异使得各国“个体理性”的策略和方式可能不尽相同，这给摩擦和竞争加剧埋下了伏笔，并为全球物价稳定、共同经济发展、国际关系改善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共赢”整体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困难。

　　是美国人的利己主义或是中国人的稳健有序出错了吗？诺奖智慧告诉我们，答案显然是“不”。任何国家在既定国际机制下最大化本国利益某种程度上看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世界经济协调机制设计得并非“激励相容”，单个经济体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策选择并没能和世界经济全面稳健发展的整体目标“和谐”互促。没有多坏的个体，只有不好的机制。从宏观的宏观思考世界经济现在的问题，协调机制的设计改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同均衡的重要一环。

　　设计如此大的机制，自然是需要投入大量研究力量的系统工程。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借由机制设计理论的智慧，简言一些可能需要考虑的要素。首先，世界经济协调机制设计不需要也不可能掌握各个层次的全部信息，任何国家都有需要安全考虑的秘密，减少信息维度是相互协调中需要达成的共识，理论表明协调制度设计改善也并非必然需要完全信息。其次，应该尊重国家经济主权，协调并非强制，机制设计理论意味着“计划指令”反而不是激励相容的，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也能实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再次，应该考虑到机制目标“可能性”，有些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并不存在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的机制保障其实现，因此应该从各国实际出发，在不同阶段设立不同层次的阶段性整体目标。此外，应该注意权力的均衡，只有更多国家在一系列国际机构和协调机制建设和改革中能够发出更大声音，更大范围内的激励相容才有更大可能实现。而且，应该注意双边和多边交流，信息成本的高昂有时候是损害机制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以更为多样化和制度化的对话机制、高端峰会来减少信息不对称是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最后，世界经济协调机制设计本身也需要设计高效的机制，设计世界经济协调机制是需要很多个体参加的长期系统工程，如何让这一套机制设计流程更加顺畅是机制设计者本身就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也许，这篇小文更多的只是提出了问题而已，借由诺奖智慧优化世界经济协调机制设计可能是值得更多更聪明的人深入思考的领域。机制设计理论的学术智慧在诺奖光环照耀下再次放出了光芒，用这种智慧来思考是后知后觉者的莫大享受。就像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说的，“思想是块泥土，随着环境的变迁它被揉捏成不同的形状”。（作者为金融学博士，供职于ICBC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