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复旦(微博)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中国的经济学界是有争议的。其实，在中国，很多事情大都是经验在先，思想和理论形成在后的。1984年之前在部分农产品和少数生产资料领域里出现了两种定价方式并存的做法。但是，198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价格改革的策略和模式的确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讨论，尤其是在1984年9月的 “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的“双轨过渡”思路在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当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也许弄明白价格双轨制的“专利权”今天并没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的确有些精彩的东西值得我们好好地回忆和记述。价格的双轨制肯定就是一个，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

　　既然提到1984年，那么就让我先从1984年说起。“把价格弄错”(gettingprocesswrong)是计划经济的策略。因此，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首先要改动价格，“把价格搞对”(gettingpriceright)。微观经济学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在实际上，当中国经济的改革中心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经济之后，怎么把价格搞对，则变得非常复杂。

　　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实物色彩很浓，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企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1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因此，改动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要触及太多的部门利益和经济体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价格被扭曲了多少？能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的“均衡价格”又在何出？价格的改革应该是一次到位呢？还是可以像搜寻电视频道那样的 “微调”(fine-tuning)，不断地向均衡价格靠拢？在当时，这是政府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问题。

　　1984年9月3日-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以及浙江省社科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了一个名为“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的活动。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所以称为“莫干山会议”。我没有找到筹划这个会议的更多细节信息，但从我手上仅有的资料显示，这个会议是3月份以征文的形式开始筹备的。向全国发布这个征文实际上不仅吸引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轻经济学者，而且吸引了在政府部门思想活跃的中青年人士。

　　会议的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多篇，而且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而且，莫干山会议还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和地方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等都到会讲话。有意思的是，这个讨论会并没有采取报告论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论文另外印发。

　　在我看到的一些参加者后来的回忆资料中提到，“莫干山会议”中的很多人不仅血气方刚，而且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思想活跃，文字泼辣、观点新颖。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会议期间，他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这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不少老同志对他们刮目相看。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常修泽教授曾经开玩笑地说，后来“上山”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议后不久，《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在天津创刊。我们这些念经济学的学生对这个刊物非常喜欢，也非常看好它。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园里，除了《中青年经济论坛》之外，我们还喜欢阅读的是 《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以及《书林》。“莫干山会议”可能讨论了八个专题并分成了相应的讨论小组：(1)价格改革的战略；(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4)关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问题；(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但是在理论和思想上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是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

　　会议在价格改革问题上主张，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但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或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会议的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简言之，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自觉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 “价格双轨制”(dual-trackpricingordual-trackap-proach)。31岁的华生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在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汇报。会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

　　华生2005年在《中国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双轨制始末”的文章，文中回忆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的形成过程。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央对价格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酝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必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的测算和方案的比较，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张，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

　　但是他接着说：“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这批同志带来了这些总揽全局的信，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讨论就分外热烈。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当时参会的大调和小调的主流派详细论证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行性，阐述了一步走向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反对放派主张的主要论点是说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记得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我们一批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在校研究生 (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采纳和综合了双方观点，形成了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并委托我代表大家参加挂牌辩论和答辩”。

　　以上这个说法得到了现在国家发改委体改所任职的高梁的证实。高梁本人当时是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在《经济观察报》2005年7月4日发表的文章“华生：双轨”中有一段对高梁的采访。在问及价格双轨制和莫干山会议的时候，他说：调派也可以说是算账派。当时中央组织几个单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价格模型进行计算机分析。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来自社科院工经所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也在做模型。他们希望把价格算清楚，通过政府调价，然后一下子放开。但在现实中，调价牵扯各方面利益，账不管怎么算都会遇到巨大阻力。在莫干山上，以田源为代表的、已经参与政策研究的一批学者，提出以“调”为主的意见。与之相对，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 “放派”则主张，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的确，在莫干山会议前后，价格改革的“调派”和“放派”都积极地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楼继伟和周小川1984年在 《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郭树青1985年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的“关于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张维迎1985年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等。而在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价格双轨过渡的第三派的主张最初则是写入会议纪要的。在题为“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这个纪要中，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过渡的想法随即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莫干山会议之后不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的标志。而华生等人1985年在《经济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的文章，再次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