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淮：汇率虚无论是肤浅的认识

　　□施建淮

　　“汇率虚无论”的主张致人迷误，决策当局应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在致力于解决社会保障、金融改革以及收入分配等问题的同时，也需要让人民币升值。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有效减少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目的。

　　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汇率至上论”和“汇率虚无论”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交替出现。

　　在汇改以前，“汇率至上论”曾经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包括国际著名学者，都强烈反对人民币升值，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中国陷入通货紧缩螺旋和流动性陷阱，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将恶化，出口将受到大幅度打击等等，总之汇率太重要了，人民币一升值就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显著的灾难性影响。

　　但是当汇改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影响没有那么严重时，“汇率虚无论”的主张又开始流行，这种主张认为贸易差额和汇率没有关系，

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因此反对人民币升值。诧异的是，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往往还出自于同一些学者，无论怎样，他们就是反对人民币升值。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汇率虚无论”的主张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目前正在以各种形式诱导着舆论、影响着我国政府的决策。它片面地认为我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的根源，出在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即中国储蓄率太高，与

人民币汇率无关。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进出口和进出口的相对价格有关系。名义汇率变动能够改变进出口的相对价格，因此说汇率和贸易差额没有关系不符合经济学常识。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人们那么在乎人民币升值呢？持“汇率虚无论”主张的人最喜欢引用的依据是贸易差额是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实际上，这种理解是肤浅的。贸易差额(严格地说是经常项目)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民投资只是一个国民收入核算等式，这只是一个事后意义上的会计恒等式，它并不是一个决定贸易差额的经济理论，不表明特定的因果关系(也有可能由左边决定右边，或同时相互决定)。仅仅坚持说国民收入核算保证它们相等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知道背后的微观经济机制是什么。

　　储蓄率下降为什么会导致我们多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少买我国商品，从而降低贸易差额？部分答案是，当本国储蓄率下降，也就是消费率上升的时候，人们增加的消费至少有一部分是花在进口商品上的。但是人们增加的消费更多地将会花在本国商品上是合理的推断，所以储蓄率下降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储蓄率下降与贸易差额下降在数量上不能匹配。那么如何解释贸易差额与储蓄-投资缺口在数量上必须相等？答案是：在储蓄率下降的同时国内外商品相对价格一定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致人们的消费需求在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进行替代。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名义汇率变动导致国内外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而本国储蓄率下降(也就是消费率上升)了，情况将会怎样？由于本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更多地是会发生在国内商品上，而外国人的进口需求不变，结果将是本国经济趋于过热，物价水平将会上升。最终通过通货膨胀方式改变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相对价格。所以差别只是你是选择名义汇率升值还是选择通货膨胀。需要指出的是，名义汇率升值是直接和迅速的方式，而通过通货膨胀方式改变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相对价格(不管政府是否喜欢这种方式)，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因此恐怕没有等到这一过程完成，对方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就会抬头，贸易保护政策将从数量上以非市场化的方式强行降低你的贸易顺差。如果打贸易战，结果将是两败俱伤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倒退。对于仍然在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受到的伤害尤甚。

　　所以，那些主张无需人民币升值，仅仅通过降低中国储蓄率就可以减少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学者最终会发现，即使政府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金融改革解决了消费信贷难题从而中国居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没有人民币的升值，事情将会以一种事与愿违的方式结束。

　　当然必须指出，虽然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进出口对价格变动的敏感性，如果进出口对于价格变动比较敏感，小幅度升值就可能有所改善；如果不敏感，就需要较大幅度的升值，因此这取决于进出口的价格弹性。国内有一些实证研究指出我国进出口价格弹性的和大于1，即满足升值减少贸易顺差的马歇尔·勒纳条件，那么为什么人民币经历了两年升值我国贸易顺差的状况没有改变呢？原因是那些实证方法算出的弹性实际上是长期弹性，我国进出口的短期价格弹性并没有那么大，更重要的是，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存在J-曲线效应，汇率变动对于进出口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人民币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得到体现。

　　此外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小，这可能也是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不能扭转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原因。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两回事。虽然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了9%左右，但按照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加权平均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并没有升值多少，因为人民币对欧元等其他货币反而是贬值的，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上升更快。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小、而且是分散在两年时间缓慢升值的，升值对扭转贸易顺差的作用可能被其他因素的作用抵消和支配，例如宏观调控导致投资增长率的下降，从而压抑了进口需求。加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极为低廉，能源、土地、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企业有一定的调整空间消化小幅度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因而使得汇率升值没有浸透到出口价格上。

　　“汇率虚无论”的主张致人迷误，我国决策当局应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在致力于解决社会保障、金融改革以及收入分配等问题的同时，也需要让人民币升值。事实上，对于影响消费行为而言前者属于支出变更政策，后者属于支出转换政策，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减少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目的。

　　(作者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