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收入分配：当前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

　　作者：本刊记者 原松华

　　8月15日，近3万户北京市城镇住户开始接受居民收入调查，其中包括月工资、房租、利息、股息、知识产权收入、社会救济收入、赡养收入等400余项内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将有50万户居民接受此调查，如此大规模居民收入调查在全国尚属首次。7月16日，全国人大财经委第91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突出，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紧锣密鼓的信号，意味着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开始启动，公平收入分配将成为下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 　　

　　亟待调整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格局

　　“货币、财政政策对短期总需求是有效的基本调控手段，但是造成投资过快、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的‘三过’现象，有中长期的原因。因此，仅仅用货币与财政手段进行短期调控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说。　

　　从国民核算账户来看，很长时间以来投资比重偏高、消费比重偏低。消费不足，导致投资加快，形成更多的生产能力。而通过出口释放产能的结果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并导致流动性过剩的棘手局面。已经采取的汇率调整、出口退税、降低进口税率等政策，没有根本解决顺差过大、内需不足的问题。

　　消费不足的原因不仅在于老百姓不敢花钱，还在于实际上多数老百姓收入占国民收入和财富的比重在逐年缩小。实际上，居民储蓄只是整个储蓄盘子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主持的课题组近日作出的中国储蓄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企业的储蓄率在稳步上升，政府的储蓄率也呈急剧上升趋势，而居民储蓄率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在下降。　

　　从初次分配来看，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税收超速增长，同时也由于地方政府越来越深地直接介入了投资和生产过程，政府初次分配的收入提高很快。在再分配环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所得税和社保缴款，主要支出是社会保障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统计分析显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再分配环节取得了正的收入。换言之，作为一个总体，政府的收支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积极作用。　　

　　在李扬看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这些变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极为深广。举例来说，在目前的储蓄格局下，要想控制投资效果无法显现。统计显示，2007年4月份，我国投资资金来源的55.6%是“自筹资金”，这显然归因于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上升。在这种格局下，通过金融信贷手段来控制投资，就很难有明显效果，因为政府和很多企业的投资并不依赖贷款。 　

　　“国内投资高企与消费需求不足有关，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收入向高收入居民集中，高收入人群储蓄率自然高。”王小鲁说，“而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来讲，由于医疗教育改革偏差，放弃市场管理过分强调市场化，忽视公共服务，使中低收入者医疗教育负担过重，加上住房以卖代租和房价暴涨，又导致居民被迫提高储蓄。”　

　　根据王小鲁从家用汽车拥有量、出境旅游、住宅、银行存款分布差距等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指标测算，我国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使收入统计与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发生越来越大的偏离。他们的实际收入持续增长超常，造成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导致了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目前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估计高达31倍，全国城乡居民高低各10%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估计在55倍左右。　　　

　　“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至少应该有1.96万元，而不是现有统计数据显示的1.05万元。”这个差额主要是部分高收入居民的隐性收入导致的。在王小鲁看来，根据这一估算，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3.5万亿元，而不是根据现有的城乡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推算的8.7万亿元。”　　

　　根据这个推算，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总和比现有数据多出4.8万亿元，相当于GDP或国民总收入的26%(如果GDP作相应的调整，数字有待于更全面地研究)。因此，这与实际观察到的城镇居民购买力水平能够较好地吻合，也能够较好地解释长期以来困扰有关研究者的一些矛盾现象，即统计显示的低收入水平与超常增长的储蓄、证券投资、住房支出及奢侈性消费之间的矛盾现象。　　　

　　王小鲁认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是要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和垄断行业，完善制度，增加透明度，杜绝腐败和非正常收入的发生，并通过再分配手段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而不应当通过人为地干预要素市场价格来实现。

　　政策调整的几种路径选择

　　在过去10多年中，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的数据正说明了这一点。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GDP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份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最近几年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中，工薪阶层从中分享到的相对份额在不断减少，而资本收益和政府收入所获得的相对份额在不断增加。　

　　以往学界通常的观点是在初次分配(即生产过程中根据要素贡献进行的分配)注重效率，以达到“又快”发展，再分配(即政府的各种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注重公平，以达到“又好”发展，生产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目标不可兼得。　

　　然而，目前学界似乎形成了另外一种共识，即在初次分配领域就获得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也就是说使有工资能力的劳动者能够充分就业，并且使‘穷人’具有优势的劳动力的报酬的增长快于‘富人’具有优势的资本的回报的增长，以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分配。”8月初，在亚洲开发银行召开的一次关于收入分配研讨会上，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在林毅夫教授看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多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或是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这样，经济发展最有竞争力、最快速、最可持续，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为了避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增长方式，即将增长方式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极力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大力吸收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问题。其结果是通过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与剩余劳动力来增加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二个阶段是服务业的增长替代了制造业，由于剩余劳动力不存在，经济增长拉动了制造业工资的上升，产业之间的工资率差别不断缩小，对全社会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再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公共资金的分配问题。　　　

　　“在初次分配获得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前提下，再分配的作用则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照顾没有工作能力的孤寡残疾者，临时失掉就业能力的失业、转业、受灾、受难者。”林毅夫说，“并提供给他们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以降低低收入者难以应付的过高风险，以及支持教育发展以提高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等。　　　　　　

　　王小鲁认为，医疗和教育服务不单纯是市场条件下的私人产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是公共产品。作为私人产品，医疗和教育市场应当更加开放，在合理监管的条件下实现公平竞争以提高效率。但有一部分服务必须以非市场的公共产品方式来提供。作为公共产品，应当公平分配，使全民都能得到基本的服务。　　　　

　　目前，九年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在中国的农村已基本做到，但是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非常有必要，但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如城乡最低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障还需要完善，并提高其覆盖率。

　　在王小鲁看来，除了制定适当的最低工资标准和限制垄断行业收入外，政府不宜直接干预工资水平。实际上，如果做到基本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客观上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资成本，但这对于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稳定与和谐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李扬则认为，改善公平收入分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逐渐提高劳动报酬。对此，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事实上，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已经反映出我国劳动报酬提高的要求。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亦为必须之举。应当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从而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　　

　　其次，财政政策应在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主导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

财政部门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因素。就减税而言，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应属题中应有之义。就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公共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