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与国家理性繁荣

　　作者：贾华强　曾繁胜

　　亚洲金融危机晃眼过去十年了。其波及范围之广，破坏程度之深，影响之远，实属近几十年来金融危机中少有。近年来，每到七月，经济界人士都旧事重提，希望从再反思这场危机中总结点教训。分析每一次危机的原因以及总结教训是必要的，因为在以信用为基础、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各国国家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各国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极不合理，由此造成的世界经济不平衡还仍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不久曾爆发过南美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这两场危机主要是由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原因造成的。而由

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引爆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原因的复杂性则远远超出了这 两次危机。细细考察，不妨用“内忧外患”来概括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 　

　　形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外患”

　　从外部因素看，经济大国与经济小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和矛盾，可以看作是这次危机爆发和加深的最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日本一直是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其经济规模占世界第二位，GDP一度超过亚洲其他国家的GDP总和，对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但198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签署“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对美元和英镑、马克等主要货币不断升值，日本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便相对下降，在1990年代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不前。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缓解日元不断升值的压力，日本政府一方面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将利率逐渐下调，在1996年仅为0.5%；另一方面则以对外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等多种形式大量输出日元。与之相对应的是，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被誉为“东亚奇迹”。但事实上泰国等国家在1990年代初对外贸易的经常账户已经是逆差了。为了保持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依靠借贷国外资本来维持这种高增长；同时，国内资本的缺乏，也导致了泰国银行利率居高不下。由于存在高套利的机会，来自日本的大量热钱迅速流向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通过资本的跨国流动，使日本实现了转嫁经济衰退风险、阻止日元继续升值的目的，而东南亚国家却根本没有认识到巨额游资带来的危害以及自身固定

汇率制承担了热钱带来的所有风险，反而“饮鸩止渴”，以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双方皆大欢喜。事实证明，这些数量巨大的涌入东南亚国家的私人资本无疑就是金融危机发生的载体，这些热钱的大进大出是危机加深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当泰国等国家正陷入危机之时，这些国家纷纷向美国和IMF求助，但美国为了维持其自身利益和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断然拒绝了这些国家的援助请求，反而要求泰国等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改革的方向虽然是对的，但建议一个经济正处在崩溃的国家的紧要任务是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这简直就是给一个身体极度虚弱的病人开一个大补的处方，不死才怪呢！当日本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来援助亚洲各国的建议后，尽管这个建议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但为了维护IMF和自身的利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否决了这一有利于地区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建议。只有当经济危机即将危害到美国的切身利益时，美国和IMF才为韩国、印尼提供了贷款和援助。因此，从这次危机的过程来看，大国的强势、主动性和小国的弱势、被动性之间的不平衡与矛盾，才是金融危机最深层的外在因素。　　

　　另一个主要的外在原因，就是国际金融的一体化和国际金融本身的不稳定性。这次金融危机能够在短时间内波及到东南亚国家、韩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等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金融的一体化。国际金融的一体化为大量的热钱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随意进出大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国际金融，其运行有独立的规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健康，国际收支和经常账户也基本平衡，比如香港，一旦稍有风吹草动，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和信心都有可能出现急剧逆转，致使游资和短期资本纷纷外逃。据估计，1997年和1996年相比，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五国的私人资本外流量的净值超过830亿元美元。在几个经济小国，如此多的资金外逃，必然导致一些银行、企业关闭破产，加重危机的危害。

　　形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忧”

　　需要我们清醒的是，从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看，它们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西方那些鼓吹金融自由化的经济学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都是这些国家自身的体制弱点。如裙带资本主义、金融监管不健全、金融市场竞争力不足、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等等所造成的。这些西方经济学家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而他们所提出的危机原因也不过是一些表层现象，并且有点“强人所难”，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的特殊实际情况。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贸易条件恶化和经常账户逆差、经济增长对外资的高依附、大量短期债务以及房地产和股市存在的大量泡沫，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应该说，这些原因只是危机爆发前存在的一些客观现象、静态的事实或者说是结果，也并不是直接原因。事实上，以前被美誉为“东亚奇迹”的国家通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并非一日之寒，与此前繁荣背后的阴影、暗藏的漩涡密切相关。因此，要想真正找到危机的原因，还需抛开这些现象，站在这些国家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分析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决策人的动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各国和韩国的经济一直是欣欣向荣的景象，持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纷纷分析所谓的“东亚奇迹”的原因，总结经验。尽管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大家一致认同的是，所谓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是政府主导，再一个是出口导向。在笔者看来，东南亚和韩国在1997年之前经济高速增长和此后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由于这两个特征所致。　　

　　首先说政府主导。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经济基础差，人民迫切希望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资本匮乏、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下，依靠私人资本在自由竞争市场的单打独斗，显然难以实现经济的腾飞，而政府可以实施不均衡发展的战略，采用计划手段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按照自身的意愿投资到少数行业，推动经济的发展。当然，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有的切合当时国家经济实际，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有的脱离了本国的国情，实施了没有经济后劲的赶超战略，不带利器却偏向虎山行，反而致使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困境。就东南亚各国和韩国而言，基本上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所以经济不断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存在惯性，不及时进行改革的话，容易陷入路径依赖，一些经济关系会自动强化与加深。当外在经济条件变化后，这种自动加深的经济关系往往会带来危害。这种情况在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并没有弱化，政企关系越来越紧密，银企关系越来越紧密。到了1980年代后期，为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往往提供税收减免、财政支持等优惠政策，干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而对于企业来讲，长期与政府的联系也增添了它们获取政府各项优惠政策与财税支持的能力，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大量转移支付。这种赚钱的途径远比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企业自生能力赚钱来得容易，于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出现和迅速蔓延也就不可避免。在这些国家，银行业一直属于国有或者国有主导，在事实上属于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成为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工具，不具有现代企业制度。从银行管理者角度看，这些国家有政府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提供实际上的担保。比如说，泰国的金融公司负债实际上受政府担保，韩国银行往往把自身债务视为国家债务，他们就从自身利益出发，有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冲动。从政府角度讲，为了支持不符合当时国情的产业政策，在政府和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也强迫银行向这些政府支持产业内的企业提供贷款。由于自生能力不强，给这些行业的贷款大部分成为了不良贷款，给银行带来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样，为了支持不适当的产业发展战略，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恶性关系，不良贷款不断增加，企业自生能力并未提高，进而阻碍了金融监管的健全和金融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从长期看，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企业自生能力的降低，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利的能力较差，经常账户不断出现逆差也就不可避免。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对这些小国而言，平衡国际收支又显得极为重要，亟需吸引外国资本的进入。同时，政府也希望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需要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企业融资，也需要壮大企业规模，推动企业改造升级，但当时泰国等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很难从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国内金融机构能贷出的资金规模有限，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企业越来越需要依靠从国外借款来支撑。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在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泰国仓促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上面已经说到，取消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以及相对国际资本市场而言较高的利率政策，吸引了国际资金、特别是日本资金的进入。同时，上面也已经说明，泰国等国家的企业的自生能力不强，长期盈利能力相对较差，所以进入泰国等国家的资金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率，更倾向于投资在流动性较强的股市和生产周期短的房地产上。这两种情况叠加的结果就是，给泰国等国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和GDP的高速增长，但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麻烦：经济持续过热，证券市场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膨胀，短期外债过量。 　　

　　下面说出口导向。从理论上讲，“出口替代”型模式只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既不能保证采用它的国家的经济一定快速发展，也并不必然使得一个国家经济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它是一个工具，就像一把刀，具有两面性，可以伤人，也可以救人，关键是谁持有这把刀，怎样使用这把刀。当然，持刀乱舞毕竟伤人的可能性大一些。“出口替代”型模式对经济发展的两面性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体现得淋漓尽致。1960年代东南亚国家还很穷，资金稀缺，这些国家顺应世界经济潮流，充分发挥资源、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累了宝贵的资本，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到了1980、1990年代，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并不明显，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再加上中国等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也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既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也没有成本上的优势，进而导致产品竞争力逐步丧失，出口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企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负债越来越多，以致在金融危机前不堪一击。此外，泰国等国家经济实力本来就有限，在国际市场上只能算是小国经济，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国际市场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挑战。这次危机本来始发于泰国，但迅速波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以及韩国和俄罗斯，这与这些国家都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在吸取教训中促进发展的“理性繁荣”

　　总结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导致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内直接原因很多，但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两个。在微观层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形成了恶性的路径依赖，企业发展更多依靠高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在世界其他同类企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相对较弱。在宏观层面是因为长期未变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经济战略。具体说来，在1980、1990年代，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经济有了较好的基础，政府就应该将发挥作用的重点放在制定完善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制度和法律法规上来，而不是政企形成裙带关系，过多干预企业经营行为。政府为了盲目追求眼前GDP的高速增长，错误制定了经济政策，在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又放松了对资本的管制。

　　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了。虽然在我国当前出现这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但那些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外在幽灵，甚至更为严重的幽灵，依然在我们周边徘徊，而单凭一己之力尚难以消除它们。因此我们更重要的是强练内功，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上看，核心是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要唯GDP至上，要追求理性繁荣，健康的繁荣。从政府角度看，要实现理性繁荣，首先是要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完善监管体系。我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官员更容易形成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惯性，所以各级政府必须要减少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健全管理体制上来。

　　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外资进入的管理，实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稳健的金融开放。其次是要通过财税、产业等政策，激励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由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上来。　

　　要理顺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外贸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很大。应该说，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主要是我们长期以来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没有得到理顺。比如说，当前企业储蓄占国家储蓄的比重越来越大，但这种不断增大的企业储蓄是在资源税过低、国有企业利润自留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我们提高资源税率，那么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会增强，也客观上迫使企业提高自生能力；如果把这些本应该属于国家所有的那部分企业利润转移支付给消费倾向更高的国内居民，那么就会真正扩大内需，降低贸易顺差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实现理性繁荣，从企业角度看，核心是要提高自生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