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 (微博)
纽约--全球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不稳和增长匮乏之上，而发展中国家(或许除了中国之外)所得到的关注则相对较少。但作为一个群体，新兴市场经济体遭受了最近发达国家经济下滑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些国家又是否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复过来呢？
几个大的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成为了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而且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如是。但它们的复苏能力一直都体现在其创造足够新增总需求以支撑自身增长的能力上，并不需要去补足发达国家大量流失的需求。
这种流失是在欧洲的微小(或甚至负)增长以及美国增长大幅下滑的联合作用下形成的，也使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遭到了打击。欧洲既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更是中国的最大国外市场。相应地，中国则是成品，(包括那些用来制成成品的)半成品和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场。欧洲经济停滞的连锁反应也因此迅速扩散到了亚洲其他地区甚至更广大的区域。
此外，不仅日本经济中的贸易部门极易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最近在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也提升了经济减速的预期。除此之外，日本的经济表现必然疲软，因为其国内的非贸易部门并不是一个强劲的增长引擎。
因此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来说，关键问题就是增长放缓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并将持续多长时间。通过明智的政策应对，这种影响是能够变得相对温和且短暂的。
笼罩着未来的一个关键事务就是贸易融资。传统上欧洲各大银行都是贸易融资的主要来源，但由于主权债务资本损失以及(在某些情况中)房产信贷上的损失所导致的资本充足率问题，而今却极度萎缩。即便需求已然存在，但这一真空状况也将减少贸易流。尤其是在亚洲，用其他金融机制填补该真空已经成为了优先要考虑的问题。
特别是虽然中国的贸易部门受到了发达国家的极大影响，但政府也愿意接受一些短期的减速，而非采取一些可能引发混乱的刺激措施。考虑到资产泡沫再度膨胀的风险，没有人会期望一个类似2008年经济重挫后的大幅度信贷宽松。
一个排除了低回报项目的加速公共投资计划是在考虑范围之内。但最佳也是最可能的应对则是通过家庭收入增长，国有资产收入的有效分配，以及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预防性储蓄等方式来加速国内消费的增长。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最近“十二五”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中国的重大系统性改革需要等到领导班子交接完毕之后才能启动，这意味着要在11月才能有所作为。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旨在扩大经济中市场部分的改革路径需要迅速启动以满足未来五年极富雄心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此外也有一些国家逆市上扬。例如印尼的增长就不断加速，不断增长的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将投资推高到了占GDP近33%的水平。
同样，巴西的增长一度受挫，但如今似乎已经开始复苏。此外，该国的总体经济表现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与贫穷市民有关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而失业率也正在下降。总增长率并未反映出这类包容性，并因此低估了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步伐。
巴西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将其当前占GDP18%的投资比率提高到25%，并以此支撑迅速增长以及经济的多样化。该国目前对大宗商品的依赖--即便已经创造了相当数额的国内增值--依然较高。
尽管欧美表现不佳，但其他系统性大国，比如土耳其和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上升。许多非洲国家也表现出一个广泛的模式，包括良好的宏观经济规则，持久的加速增长，经济多样化以及高昂的投资者信心。
印度经济远景的不确定更大。虽然经济增长最近从高位下滑--这是发达国家危机的冲击，内部改革动力的流失以及投资者信心减弱的综合结果--但这个趋势似乎在最近政府一连串果断纠正措施中得到了逆转。主要的问题就是印度议会究竟能否通过关键的立法，还是依然在极端派系化且丑闻频出的内斗中继续僵持。
将这个大图景和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趋势结合起来--收入的提升，中产阶级的迅速增长，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经济总量占全球GDP份额的不断增长(大概50%)--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动力应该会在未来一两年内实现相对较快的回归。
这一情境中的大部分下滑风险都存在于欧洲，美国和中国等系统性重要的经济体内部。如果在这个阶段挫伤新兴经济的增长动力的话，要么是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又出现了一次额外的重挫，要么就是中国的政权交接出现了某种问题，阻碍了系统性改革并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增长。尽管发达国家整体的增长预期较低，但这些系统性风险--无论是单独出现还是同时爆发--出现的可能性似乎都在降低(当然也没到可以被消除的地步)。
因此总的来说，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模式很可能将持续下去。即便发达经济体面临着一段低于平均增速的长时期，新兴经济体依然会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
(本文作者介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著有《下一次趋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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