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今日为新浪财经独家撰文表示，庞大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曾有效防止信贷冻结和限制了资产价格和实际经济活动的恶性循环。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者 迈克尔-斯宾塞
美国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继续财政和货币的刺激是否能够有助于经济的正确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机的最高点，庞大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影响有效地防止了信贷冻结和限制了资产价格和实际经济活动的恶性循环。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前的特点是金融机构和家庭的杠杆比率过高、促使资产泡沫膨胀，最终资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经济危机过后应重新确定资产价值、削减杠杆比率、恢复资产负债表——结果是现在的储蓄率上升、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和失业急剧增加。
因此，美国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像一些人认为的继续实行财政和货币刺激举措。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机最严重时期，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有效地防止了信贷紧缩，并限制了资产价格和实际经济活动的恶性循环。但是，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
原因很简单：危机爆发前过度消费至少导致了部分短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致使后危机时期消费受到抑制、需求减少和失业率提高。反周期政策可以适度减轻这些负面影响，但不能弥补危机造成的危害，也不能加速经济复苏。
由于消费者储蓄倾向增加和重新积累净价值，美国政府通过增加赤字实行的刺激措施对家庭收入带来的好处被削减。从企业角度来讲，当库存周期恢复后，投资和就业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长。需求回升之前，企业仍将实行成本削减措施。
问题是赤字开支(deficit spending)正在与经济现状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美国经济正在削减杠杆比例，并且调整资产负债表、出口和微观经济结构——简而言之就是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管是赤字开支还是无赤字开支，这种结构调整最终都会发生。因此，制定政策政策时必须认识到，完成结构调整的速度是受限的。
试图超越这种速度限制不仅可能损害财政收支、美元的稳定性和弹性，而且有可能使经济和政府财政非常容易受到未来超过加快投资和就业带来的有限短期利益更大的冲击。需求将复苏，但是复苏将非常缓慢。
诚然，资产价格已经足以帮助恢复资产负债表，但可能不足以帮助消费。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都得到更充分的修复之前，消费不会显著复苏。来自目前贸易盈余国家(中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外需提高可以帮助美国增加一些需求。但是，这也涉及到这些经济体的结构改革，因此需要时间。
此外，外需增加也需要美国做出经济结构改革，这也需要时间。这并不是说重新平衡全球需求并不重要。恰恰相反。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三至五年内做更多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基础的工作，而不单单是在短期内恢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平衡和就业。
现在，使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最好的方法是重视分配问题，尤其是面向那些已经失业或潜在失业的人群的分配问题。在这种经济衰退时期较长的情况下，有必要大量和长期提供失业救济金。那种认为失业救济金将阻止失业人员寻找工作的论点在正常情况下的是可取的，但不是现在。
目前的失业毕竟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不恰当实行刺激举措导致的。应该有限、酌情地增加失业救济金和延长发放时间。当就业的结构性障碍有所减少，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应恢复原有标准。这样做不仅会减少目前失业人员正承担的不平等的负担，也将有助于维持消费，还可能减少那些害怕未来失去工作的人的一些预防性储蓄。
货币政策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平衡。更为激进的利率政策会降低资产价格(或者至少减缓美元的升值)，增加浮动利率的债务负担，并引发资产负债表压力增加和无序性去杠杆化，比如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所有这一切都将使经济复苏放缓，甚至导致经济停止复苏。
但是放弃这种方法也会带来一定后果。低成本信贷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对消费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可以造成资产价格通胀和分配不当。
很多其他国家希望美元走强，利用利差交易减少资本流入，减少管理他们自己的货币升值的需要，以避免对其经济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总之，美国这样一个脆弱的经济体正在采用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经济扭曲，这需要许多其他国家做出政策反应。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场危机已被描述为一场金融监管的失败，不负责任的放贷助长了系统性风险。这使得实体经济中的人群感觉他们像受害者，不过这些受害者在危机之前购买了大量的房屋、休假、电视和汽车。
不幸的是，这种认识促使政策制定者采取了过多的补救措施，即使在边际收益非常低的时期。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向失业人员提供支持，通过清楚地说明削减赤字计划来稳定政府财政，真实地说出中期经济增长预期，在基本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恢复资产负债表并令经济有序复苏。
(本文作者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本文作者介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著有《下一次趋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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