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者 陈斌[微博]
“好标准”不等同于“严标准”，更不等同于“史上最严格标准”。“好标准”必须能弥合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鸿沟。它要同时满足：科学上的基本安全性、技术上的可及性、经济上的合理性、适当的前瞻性。但要营造安全可信的消费环境，更依赖于监管者、生产者严谨、公开、公平地执行标准，哪怕这标准不是史上最严的。
难道标准之争真的只能是“罗生门”？难道消费者、生产者、监管者三输的局面就不能改变？工业化时代其实也是“标准化”的时代，各行各业标准内容之繁巨、影响之深远，实在难以用语言精确表达。简单点说，从小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国家的治理，工业社会离开了标准真的是寸步难行。因此，制定标准、执行标准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有人形象地称之为“规则话语权”。
既然是一种话语权，那就有立场。概略地看，对待“标准”至少有三种立场。首先是消费者，他们总是希望付了钱就应该得到最好、最优、甚至最精致的产品或服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点儿事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琢磨清楚了。其次是生产者，他们希望这个标准能做得到，还要有利润。在完全市场条件下，这两方构成了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它们的冲突居于最重要、最核心的地位。它们的立场不说是南辕北辙，至少中间也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
消费者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与生产者的现实主义靠什么来调和，那就得请出第三方――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监管者)的强制性、半强制性(自律性)标准来填补这道鸿沟。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2007年南方的大河上塌了一座桥。当然它是被一艘船给撞塌的。“豆腐渣”“腐败桥”等等揣测、指责一时成了舆论的“主旋律”，设计、建造、运管等单位百口莫辩，找来“背书”的专家被斥为“黑心砖家”。大概此事之后，“砖家”一词成为流行语。
但冷静下来，再做点功课就会发现，此桥是1985年设计，1988年建成，还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在被撞塌之前，它已经安全运行了近20年，而且是在全球最严重的超载(还是标准)大国运行了这么长时间。也许，它唯一的过错就是设计时没有预见到20年后珠江里跑得的船居然普遍超过了1000吨！超过了当时设计标准的3倍！
农业时代的赵州桥已经做到了千年不垮，工业文明时代反而做不到？赵州桥的营造者是幸运的，因为造桥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人、畜均没有来得及进化出更大的功率，也就不可能出现拉着10吨以上的货物过赵州桥。换句话说，造桥标准(技术和经济条件)的适用环境高度稳定。幻想一下，将建桥标准提高会是什么景象？假设提高一倍，估计中国的大桥会少20%？提高3倍，会减少50%？提高10倍呢？恐怕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能造出这样的大桥。无桥，当然也就不会塌了。
再看最近的“塑化剂”“自来水”“瓶装水”风波，争议双方都能拿出各自的标准、各自的检测报告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从根本上讲，它们基本都没有在一个频道上讲话。生产者不能自证清白，指责者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当然最尴尬的当属监管者，他们也很难断个明白，深失众望，公信力流失。于是在危机之下，各种应急的“史上最严格”标准频频出台。但基于其历史表现，公众恐怕也难以寄予厚望。
难道标准之争真的只能是“罗生门”？难道消费者、生产者、监管者三输的局面就不能改变？
如前所说，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对待产品和服务的预期是有显著差异的，如果放任这种差异，哪一方都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市场监管者提供一个“好标准”就十分必要。
“好标准”不等同于“严标准”，更不等同于“史上最严格标准”。“好标准”必须能弥合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鸿沟，能相当程度上打消各种心理上的落差和不适。
在笔者心中，好标准要同时满足：科学上的基本安全性(安全满足基本的效用)、技术上的可及性、经济上的合理性、适当的前瞻性。但“好标准”要换来安全可信的消费环境，优越稳定的行业发展前景，更依赖于监管者、生产者严谨、公开、公平地执行标准，哪怕这标准不是史上最严的。
唯如此，消费者才有优裕的衣食住行，生产者才有安全健康的盈利回报，监管者才能立信服人。也唯如此，我们才能是有规则话语权的制造业强国。
延伸到生产制造之外，也莫不如此。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曾长期从事银行、律所、信用评级等工作，曾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资信评级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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