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韩宗佳[微博]
从历史上看，土耳其最有资格重归中东作为领导者，但“凯末尔主义”恰恰割断了其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联系。虽然什叶派主导的伊朗与逊尼派主导的中东大多数国家都不同，但作为中东领导者的角色似乎比土耳其更有资格。两国之间除了国土相接而不得不发展的友谊外，又多了一层惺惺相惜却又难以合作的无奈感。
位于土耳其、亚美尼亚和伊朗交界处的亚拉腊山即为《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最后停靠地，为多宗教传说中的圣山。土耳其东部是整个欧亚大陆最为神秘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也是欧亚大陆地理和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东西向看，毗邻土耳其东部的高加索山是西欧人种的代名词，自古便是欧亚的文化分野地，从南北向看，黑海北岸便是俄罗斯，南部则进入阿拉伯半岛，位于土耳其、亚美尼亚和伊朗交界处的亚拉腊山即为《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最后停靠地，为多宗教传说中的圣山。
这片面积不大的区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见证了世界大国和文明的兴衰。同样，对于现在全球文明格局的变化，土耳其东部也以其见微知著的魅力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风向标。
卡尔斯：和解的僵局
伊斯坦布尔经常被认为是欧亚融汇的典范，但事实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才真正是奇葩一样的存在。希腊人、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德国人、瑞士人等都在这个内陆边陲留下深深的历史烙印，但最后留下的还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光看历史就能知道，这里曾经是个多敏感的地方。
最为敏感的区域位于卡尔斯以东50公里与亚美尼亚边境交接的阿尼古城：这里曾是古代亚美尼亚王国的首都，并在公元十世纪人口达到十万，直接抗衡巴格达。然而，由于土耳其政府至今仍对1915年屠杀150多万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行动保持缄默，亚美尼亚至今仍未与土耳其建交。就连备受好评的土耳其航空至今也没有前往亚美尼亚的航线。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阿尼古城所在的整个西亚美尼亚地区(就是土耳其东部大部分)原本有望回归亚美尼亚。但最终还是被土耳其夺回。就这样，一座极为壮丽的古城遗址在“仇敌”的土地上逐渐倾颓，而亚美尼亚人也只能在一谷之隔的山头上眺望曾经的故都。
阿尼古城内城门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与苏联脱不了干系。虽然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使得本来就以多民族国家集合体的土耳其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东面本来是亚美尼亚的，南面本来是阿拉伯的人，西面本来是希腊人的，甚至连伊斯坦布尔也很难说是自己的。然而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相对较有实力、可被影响和控制的“新土耳其”也有利于苏联管理其境内的复杂民族。因此苏联最后还是支持由土耳其而非民族情绪高涨的亚美尼亚人，来管理土耳其东部。
卡尔斯作为俄罗斯人在土耳其国内人数最多的据点，亲历了期间风云变幻。1991年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卡尔斯作为军事禁区的必要性也逐渐瓦解。但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摩擦并没有减少，1988至1993年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的长期争端造成了一系列灾难。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阿塞拜疆的大部分人口都为土耳其人，因而得到了中东世界的普遍支持，亚美尼亚作为基督教国家，则获得了西方世界的普遍同情。
和解的曙光出现在2009年，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在瑞士开始了初步接触，并尝试以“足球外交”打破僵局。此后，历经天灾人祸的阿尼古城终于也开始进入了土耳其的文物保护名单，来阿尼古城的游客也终于被允许能够拍照，并对着山谷对面的亚美尼亚指指点点。随之卡尔斯的旅游业开始进入了蓬勃发展期。2012年，卡尔斯机场投资建设了高加索地区最现代化、最漂亮的新航站楼，充满俄罗斯风情的老城里一座座现代风格的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
但是，如果你想从土耳其去亚美尼亚，还是得必须绕道格鲁吉亚才能过去。再过两年就是亚美尼亚大屠杀一百周年了，在这个故事里，历史至今也没体现出良知或审判的功能，也许当世界霸权在此地的影响减弱后，双方才有可能真正和解。
Çengilli：迷失的冲突
出了卡尔斯，便是无边无际的欧亚大草原，远处点缀着高加索山脉的群峰，虽然这里几乎不受海洋文明的影响，但起伏的草原却是比大海更深邃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景致。春夏之交时，这里会开满星星点点的各色野花，遍布牛羊群，出产着土耳其乃至全球最为顶尖的蜂蜜和奶酪。
虽然如此美丽，但这里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土耳其东部本来就是库尔德工人党最为活跃的地方。来此前两周的9月17日，不远处的埃尔祖鲁姆便发生了一次公路地雷爆炸，8名警察当场死亡。就在拜访卡尔斯的几天，土耳其国防军在附近山区与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展开枪战，激烈的时候在路上都能听到不远处山区传来的枪声。由于司机也怕，所以我们只能在大路上开，放弃了可能是此行最令人惊艳的Çengilli小镇。
据当地为数不多的英语导游Celal介绍，Çengilli“质朴得就像是巴基斯坦的一些农村，村中心有这个地区最庞大的亚美尼亚教堂的遗迹，至今保存完整”。Çengilli位于卡尔斯西南部100多公里的山区，在亚美尼亚时代是这片区域的重要宗教圣地。据当地为数不多的英语导游Celal介绍，那里“质朴得就像是巴基斯坦的一些农村，村中心有这个地区最庞大的亚美尼亚教堂的遗迹，至今保存完整”。
是的，巴基斯坦。从土耳其东部边境到巴基斯坦并不远。而2000多年来，在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并非以地理为边界进行聚居，而是以“民族集团”为形式，形成了松散而有序的国家联盟。因此诞生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不仅无法解释这片草原上实际产生的国家形态。
而曾经为西方列强划分地块所用的“国界线”管理方式更为此处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有些民族位于不同的国家联盟中，并不自成国家，但民族国家式的管理方式却使他们在“地主国”处在了非常弱势的地位，进而激起了他们原本并没那么强烈的“民族国家”情绪。这也是库尔德人问题的由来。
目前，他们作为当地国家的二等公民分散在四个国家：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除了在伊拉克由于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库尔德人得以翻身做主人以外，在其余三个国家他们与当地政府均处于要求更大权力或寻求独立的紧张状态。
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初稿中首次预言，未来世界的战争大多数将是“断层线战争”(Fault line wars)，即由于西方价值观输出与其他文明之间对立所造成的文明间战争。而事实上，根据尼尔-弗格森在1993至2005年的统计，所发生的30起重大武装冲突中，只有9起为“文明间冲突”，2起起因不明，但19起为“文明内冲突”，且大多发生在中东地区。
如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和其周边穆斯林国家的持久游击战就是如此。西方价值观输出固然带来了更多文化冲突，但更为严重后果在于其输出的管理体制加重了问题地区原有的问题，最终反而成为质疑西方价值观本身的活生生的案例。
多乌巴亚泽特：文明的竞争
对于西方文明，土耳其一直以来还是持欢迎态度的。自从“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将军重建了土耳其以来，西方的模式和理念一直作为框架治理着这个中东地区人数最为庞大的经济实体。其政教分离也一度取得了有效的成果，“凯末尔主义”本身也成为了传统东方大国追求现代化或是“西方化”道路的代名词。
“凯末尔主义”强调土耳其民族的前突厥史以及本土的安纳托利亚文明，有意切断了与伊斯兰和波斯文明的关系。凯末尔在1928年宣布废除奥斯曼文字，改由用拉丁字母表达土耳其语，并认为其能够“把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宣贯，这种认知获得了一定民间认同。在一路行程的路上，不止一位司机在听说我来自中国后，表达出了相当程度的“亲缘感”：“我们原本在中国附近信奉萨满教，只不过跑到这里来改信伊斯兰教罢了。”
名的伊夏克帕夏宫与伊斯坦布尔的皇宫并称土耳其“双宫”，它位于半山腰，俯瞰现在整个多乌巴亚泽特小城和一望无际的欧亚大草原，日升日落之时景色极为壮观。多乌巴亚泽特的文化遗产也呈现了多元融合的风貌。著名的伊夏克帕夏宫与伊斯坦布尔的皇宫并称土耳其“双宫”，便是如此。这座19世纪的辉煌宫殿由一个在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经商致富的库尔德人所建，融合了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建筑风格：塞尔柱克、波斯、亚美尼亚，一点点阿拉伯，甚至文艺复兴。它位于半山腰，俯瞰现在整个多乌巴亚泽特小城和一望无际的欧亚大草原，日升日落之时景色极为壮观，作为商路的重要地标，阅尽土耳其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变化。
在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前，土耳其与伊朗当局都充当着美国在中东地区代言人的角色。而在这之后，伊朗对待西方世界的态度产生了巨大转弯，这也使得土耳其与其关系更为尴尬。之后双方互相认识到了之间山河相接、唇齿相依的关系，经济合作继续加深，但由于立场已经完全不同，矛盾始终没有消弭过。
而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的国内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埃及、利比亚等传统区域大国的政权更替为“中东地区”领导者的位子让出了空缺；而另一方面，土耳其作为穆斯林国家，自身长期追求加入欧盟无果，外加欧盟自身的经济危机，使得“往西看”日渐不靠谱。
虽然从历史上看土耳其最有资格重归中东作为领导者，但“凯末尔主义”恰恰割断了其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联系。虽然什叶派主导的伊朗与逊尼派主导的中东大多数国家都不同，但作为中东领导者的角色似乎比土耳其更有资格。两国之间除了国土相接而不得不发展的友谊外，又多了一层惺惺相惜却又难以合作的无奈感。对于土耳其而言，当代对待“凯末尔主义”的感情堪称复杂，对待曾经一度钟情，但现在又面临巨大挑战的西方文明价值体系感到困惑。
而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无论承认与否，当今全世界的人们或多或少地都接受了由“西方化”主导的“现代化”影响，而对这一文化的逐渐淡出，我们并没有做好太多准备。或许作为大国我们只需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对于像土耳其这样的中小型国家而言，不久的将来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所熟知并运用的关于西方文明的一切是否还能继续存在？“凯末尔”式的价值体系是否能够解决所遇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它在多少程度上有用或没用？
终究，这还是会影响到大国：这一趋势是机遇还是挑战？世界文明和游戏规则又将以怎样的形态前行？怎样的新游戏规则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无论思考与否，土耳其东部初现端倪的历史性变革将伴随着我们余生所生活的世界。
(本文作者介绍：罗兰贝格区域发展与政府公共行业中心项目经理，在中东主要国家有丰富的工作和游历经验，参与制定中阿博览会等国家级中阿交流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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