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 蔡成平 [微博]
所谓的“日本赈灾经验”，听起来很玄乎，但说白了无非就是三大部分：震前如何防？震时如何救？震后如何安置？然而，这些实际上很难被当前的中国学习，尤其体制上存在难以突破的困境的前提下，介绍他国经验再多都恐怕难有实质性改善。
学习日本的防震救灾经验，第一步要做的，是改革僵化的体制。（图片来源：中新网）连日来，雅安地震的新闻占据了各大媒体主要版面，在微博上的热议也仍在持续。在这几天，不少媒体都来邮件或微博私信联系，希望笔者能写一下日本在赈灾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几乎都非常抱歉地婉拒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日本防震救灾经验这一话题上，近些年实际上已陆续介绍到了国内，虽然每篇文章的信息点多少有些零碎，但该讲的要点已大部分被提及，如今新刊登的很多文章其实鲜有无“仿造”(不客气地说是“抄袭”)之嫌的作品，笔者实在不想硬凑一篇，去做一些重复性的无用功。
除此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笔者在内心深深地觉得日本在赈灾方面的经验，实际上很难被当下的中国学习，尤其是在官方层面，限于体制上存在难以突破的困境，介绍他国经验再多都恐怕难有实质性改善。
所谓的“日本赈灾经验”，听起来很玄乎，有些文章写得也很玄乎，但实际上，说白了无非就是三大部分：震前如何防？震时如何救？震后如何安置？笔者就从这三方面来列举一些中国目前很难借鉴的点，权当是在中国地震之际不和谐的一些丧气话。
中国，你为什么不防震？
震前如何防？具体地分解开来说的话，也可以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比如可以涵盖防震意识培养、建筑物防震设计、日常地震监测、分析、预警等等。但实际上，即使将这些经验介绍到中国来，很多人恐怕也不会当回事，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压根就没觉得防震有多么重要。
相反地，日本整个社会的防震意识是非常强的。追寻原因，很多人都会觉得，日本人防震意识强、日本在赈灾经验丰富，归根结底是因为日本多地震，抗灾能力是在抗灾中不断增强的。换句话说，很多人内心潜意识觉得中国相对日本而言，地震灾害没那么严重。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2009年1月份，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科学技术月报》曾刊登了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的一篇文章《中国地震防灾的现状与展望》，其中写道：
“中国是多地震、地震活动频繁的国家……历史上在中国发生的强震约100回，死亡20万人以上的大震4回(全世界共16回)……进入20世纪后，中国5级以上地震年均20回、6级以上地震年均4回、7级以上地震每3年2回。在20世纪，中国地震死亡人数56万，占世界震灾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
这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但何永年同时写道：
“中国潜在的地震形势很严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历史上全都发生过里氏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中国地震安全区划研究表明，中国41%的国土、50%的都市、70%的人口百万以上大中城市都处于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高震度危险区内……中国面临着重大的潜在地震灾害，这是基本国情之一，必须特别重视。”
如果何永年的描述可靠，笔者忍不住要问：中国，你为什么不防震？政府又为何不将这样的信息广为告知？从政府到民间，忧患危机意识已经消失殆尽。
在2013年地震局预算中，与住房保障开支高达1.54亿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震预报监测支出仅3822万元，只要去一些基层地震局看看，设备年久失修、人员散漫的现象恐怕并不少见，政府如此“服务”，日本经验可学乎？
救援为何不让民间介入？
中国官方经常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来为体制正名，但其实至少在救灾问题上，中国只是一种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早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最初一个月内，中国的民间志愿者就曾大部分被劝退，并被告知“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贡献”。在此次雅安地震中，民间介入再一次被定性为是“添乱”，国务院甚至不惜下达“灾区禁入令”。
对于这样的做法，除了官方及官媒外，很多微博名人也纷纷呼吁支持，所谓“请为生命救援留下足够的通道”。然而，拒绝民间介入的姿态在世界上都属罕见，武断地搞一刀切的做法在日本实难想象。
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两个月内，赶赴灾区救援的日本民间志愿者多达28万。政府和自卫队虽然是救援的主要力量，但民间救援的作用举足轻重，其主要的职责便是收集灾区信息、并对灾民实施物质、精神支援。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的民间志愿者行动太乱了，大部分都怀揣着小九九、“作秀”成分巨大。这样的指责不无道理，相对于日本民间救助时的有条不紊、长期救助，中国的民间志愿者则往往是一窝蜂涌上，等风口浪尖过去了又顿作鸟兽散。
然而，正如民主需要训练一样，中国的民间救援也需要在锻炼中改善。中国民间救援的混乱局面，归根结底是因为长期的形格势禁严重制约了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而政府和民间至今都没有找到良好的沟通渠道。实际上，在各级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中，至今都没有将民间力量考虑在内，也没有预备和提供应有的民间力量进出通道。
但在日本，政府救灾时一般都会设置专门的“救灾委员会”，在这一委员会中会设有专门的协调民间组织的窗口。比如，2011年大地震时日本政府迅速成立了协调中心，民主党和自民党等也都纷纷设立了负责志愿服务的窗口。它们的主要职责不是限制民间进入，而是负责统筹安排，往往会把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分成物资、运送、清障、煮饭、精神安抚等不同组团。
更极端点讲，即使日本的黑道组织都是救灾的一大重要力量。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大地震发生后，12日午夜就有25辆卡车满载着50吨物资抵达重灾区——茨城县。卸货的100多个人皆身着长衫和外套，市政厅人员用DV录下他们在市政厅前卸货的全过程。完毕后，他们朝市政官员点头致意离开。这些人并非红十字会、也并非一般慈善组织的成员，而是来自日本第三大黑道组织——“稻川会”。
与之相比，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力量能结束互不信任、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吗？
震后安置真比日本快吗？
“日本灾后安置速度真慢！”——这是中国媒体热衷转载的外电内容，实际上只要翻开日本的报纸就会发现，这样的批评指责比比皆是。很多人都认为，与走民主程序相比，中国在灾后安置方面非常迅速。
的确，据中国官媒报道，汶川大地震两年后，灾民基本上都欢欢喜喜地住进了新房；而日本媒体则报道称，日本在“311大地震”两周年之际，灾区瓦砾处理才刚刚过半。这样的处理速度显然的确太慢，这样的对比也曾为体制添彩甚多。
然而，程序正义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细节，实体正义不应依靠、也不可能依靠非正义的程序来获得。中国式灾区重建过程，真的能经受得住程序正义的考验吗？在灾区重建过程中，是否保证了相对公平？而投往灾区重建的财政开支是否真的经得起推敲？
只要认真地观察下日本的灾后重建，就可以发现日本在做事时对于规则、法律的恪守是何等严格，瓦砾应该怎样尽量不留遗患地处理、灾区住宅建设应怎样做到防震便民、灾区土地应如何规划等等，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多方征询意见、综合权衡之下才下最终决断，这显然会比某位领导一句话拍板决定要慢，但无疑来得更踏实、更可持续。
比较到底怎样处理才更有效率，就犹如驾车，若不存在或无视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管红灯绿灯草草地扫一下周围无异常即一路闯过去，显然有可能比恪守规则者要快，但前提是不出意外，一旦出现意外却未必真的快。
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久，中国领先推出4万亿刺激，被广泛誉为是“决策、行动快速”，但如今看来，这样的“快速”是否合理呢？至少是存在更慎重讨论、多方征询意见余地的吧。在震后安置工作的处理上，日本显然需要在紧急情况下闯下红灯也无妨的制度设计，而中国则需要回归到坚守程序正义的轨道上来。
至于灾后安置过程中的救灾款处理，日本媒体也披露报道了种种问题，但与中国相比无疑只是小巫见大巫，目前民间向红十字会捐款意向的急剧弱化，对灾区地方政府等机构屡屡爆出公款挪用丑闻后的极度不信任，已足够说明一切了吧。
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在看不到解决可能的前提下，谈所谓的借鉴“日本经验”无疑只是在“中国梦”大前提下做一场小梦，于事有补乎？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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