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 [微博]
将环境问题“去政治化”是徒劳的，环境污染所拷问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更考验着为政者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模式。政府不是唯一、但却是最大的责任方。阻挠环境治理的利益集团会纷至沓来，但在强大的民意面前，负责任的政府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中国梦”可以畅谈、畅想，但最起码应是一个“美丽”的梦。
随着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课题的公示，有关“中国梦”的研究看来着实要火了，排在前列的课题基本上都与“中国梦”有关。然而，火了的不止“中国梦”，还有雾霾，足足13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让人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正如《环球时报》社论所言，“它在告诉我们当前的发展方式如果不做调整地继续强化，它只会窒息我们，我们走不到彼岸”。
13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中国国土面积的13.5%、日本国土面积的3.5倍。如此大规模的污染，是当下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纵观中日两国，笔者时常深感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发展路径上非但未借鉴日本在产业立国、培育中产阶层、完备社保等诸多方面的成功经验，反而重蹈起日本失败的覆辙来鲜有含糊，环境问题即是一例。
众所周知，和中国一样，日本经济也曾以两位数增长。从1955年到1973年，GDP增速一直维持在10%以上，“经济高增长”是当时日本全国上下惟一的目标，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围绕着“产值第一”而制定。
但日本在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曾经风光旖旎的国家变成了一座污染博物馆”(石川薰语)。而且，水俣病、痛痛病、哮喘病等严重的公害问题不断爆发，1973年确诊的患者达18万人。居民健康受损的同时，财政损失也急剧上升，日本环境厅的统计表明，仅1970年一年，日本因为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损失就高达15000多亿日元，全国城市居民财产损失4100亿日元。
对于这样的教训，亚兰-布斯(Alan Booth)曾总结认为，“这绝非偶然或仅仅因为一时的疏忽所至”，而是“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而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粗放式发展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俨然已经落入了美国《时代》周刊所形容的“困境”——破坏环境的力量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动力。放眼河山，不再“大好”，教科书上一直宣称的“地大物博”渐成忌语。可悲的是，倘若环境污染不是以如此强烈刺激的视觉、嗅觉形式呈现，中国的环境治理恐怕仍停留在“政府表态”的阶段。
迄今，有些媒体仍止于呼吁“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对于这样的呼吁，笔者毫不怀疑其必要性，但却是大而无当的。这样的呼吁甚至可能会因为模糊界定了“谁该为环境负责”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而导致责任旁落。
谁该为环境负责？《环球时报》社论称，“政府不是唯一的责任方”。此话无可厚非，但完整的表述恐怕需补充为“政府不是唯一的责任方，但却是最大的责任方”。政府之所以是生态环境的最大责任方，归根到底是因为生态环境属于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非独占性的公共品，人们在集体消费时固然需要保持适度、理性，但作为提供者的政府显然更有责任和义务确保公共品的质量。
事实上，世界银行[微博]早在《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在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更何况，中国的执政者长期以来都将自己定位成国家问题的最终解决者，这让中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已严重滞后，如日本当年那样的“反公害”市民运动和民间控诉政府、企业的“公害诉讼”，在当下中国无疑会显得“不合时宜”。
《环球时报》称，“环境问题应完全回到环境问题上，避免政治在这里若隐若现，节外生枝”。但事实上，环境问题的“去政治化”几乎必然是徒劳的，环境污染因其会对同一地区居住者的健康、财产等共同利益产生直接的危害，而相较于人权、民主诉求，更容易唤醒社会个体的共同体意识，从而对施政者造成强大压力，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在中国亦不例外。
环境污染绝不仅仅拷问着中国的经济模式，更考验着为政者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模式。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正经历反反复复的拉锯战，一旦出现居民示威，政府第一反应往往是压制，等抗议扩大到不可控时，又会出于维稳计，对民众诉求全盘接收。如此硬碰硬的方式，除了加剧官民对立和增加社会成本外，几乎一无所益。
潘石屹[微博]在微博上呼吁加强环境立法，但实际上，在中国当前约250部法律中，涉及环境、资源的法律多达约30部，法律整备已大幅推进，环境评估及听证制度也都得以确立，但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并未贯彻执行，连最基本的事前环境评估和听证会都只是摆设。
就拿环境领域的“基本法”——《中国环境保护法》而言，制定都快20年了，始终未进行过法修正。目前针对该法的修正案中硬生生地写入了所谓“应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种实为“经济优先”的提法，《日本环境基本法》也曾有过，但在1970年的“公害国会”上即遭到删除。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宫川公男回忆道，“当时被称为‘该死的GNP’。对以GNP(注：当时并不提及GDP，使用GNP是主流)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提出了质疑”。
此外，根据日本经验，环境治理必须充分调动地方自主权，这也是日本公害行政演进史的一大特色。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大批政治家、尤其是主政一方的地方首长，顺应民意凭借“反公害”赢得选举，他们先于中央政府强势推动环境治理，让一味重视经济增长的政治土壤得以迅速革新。
《朝日新闻》颇带感慨地分析道，“如果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可以进行选举的话，就会迅速产生让地方政府革新的政治土壤吧”。显然，当下的中国并不具备实施选举的可能，那么可供替代的思维就是必须加强对地方官员“绿色GDP指标”的考核。
总体而言，中国环境治理的路才刚刚开启，利益集团的阻挠一定会纷至沓来。但在强大的民意面前，负责任的政府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毕竟，欲让国民也能畅谈、畅想“中国梦”，那最起码应是一个“美丽”的梦。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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