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 蔡成平[微博]
日本干净的环境为人称赞，但日本也曾深受空气污染等公害影响。日本治污的经验就是要依靠国会立法、政府重视、市民运动、媒体助推、民间诉讼等社会合力推动、缺一不可。中国今后的环境治理也有赖于凝聚社会共识，依靠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推动。
在过去一周里，中国几百个城市经历了骇人的空气污染危机，污染物浓度达到世卫组织认定安全水平底线的20-30倍。其中，北京的情况尤其严重，媒体形容称“有毒烟雾吞没了北京”“整个北京的空气质量像吸烟区一样”，美国驻华使馆则异常惊慌地在推特上写道：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糟糕透顶”。
北京等地的“水深火热”，让身在海外的人不禁也关心起所在地的PM 2.5数据来。在亚洲地区，东京对PM 2.5的排放标准要求最严格，它要求年平均值每立方米不超过15微克、日平均值不超过35微克。北京在上周深受空气之苦时，东京的PM2.5也均未超过30微克。
到过日本的人，往往都对日本干净的环境赞赏不已。但实际上日本过去也曾深受空气污染等公害问题困扰。日本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无疑将对中国起到镜鉴意义。
“烟都大阪”
大阪曾被称为“烟都”，深受煤烟污染影响。据大阪市立卫生试验所调查，1912年至1913年，大阪每年降落的煤尘量为每平方公里452吨，1924年至1925年上升至493吨。大阪市民即使在炎热夏天都不能开窗。但这仅仅是战前日本城市大气污染的一个缩影，东京、横滨等地的情况同样严重。
战败后，日本的采矿业陷入停顿，空气污染一度缓解，但战后经济复兴让一切死灰复燃。比如，优衣库总裁柳井正的家乡——山口县宇部市，1950年至1951年的月均煤尘降落量为每平方公里55.86吨。1952年至1953年，冬季的东京会因取暖排放黑烟而“白昼难见太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高增长期的大气污染并非只限于原有工业地带，日本在战后大力推动以京滨、中京、阪神、北九州等四大既定工业带为核心、以“太平洋条形地带构想”为基础的“新产业城市”规划。在这一过程中，由石化产业造成的“联合企业公害”开始出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四日市公害”。
这一事件最早表现为1955年的“臭鱼” 问题，调查发现根源是石化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四日市政府1960年设立“公害对策委员会”，委托三重县立大学和名古屋大学的教授对大气污染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四日市月均煤尘降落量达14吨。在接受调查的三滨小学130名儿童中，8成以上患有刺鼻、头痛、喉咙痛、眼痛等症状，中老年人患哮喘的发病率明显增加。
立法、民间与政府间的合力
随后，其他工业地带也陆续出现类似问题，以此为契机，日本社会对公害的关注空前增强。日本在1962年颁布《煤烟限制法》、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出台《大气污染防止法》。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遗憾的是，这些环保法案的执行并非一帆风顺，最初遭遇到多重阻力和抵制，在高增长的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未能依法达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日益高涨民间舆论和席卷日本全国的“反公害”市民运动，以及积极推动这一进程的新闻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乎成为日本治理污染出现转折的最关键因素。
当然，早在1963年到1964年，跨越三岛市、沼津市、清水町三地的石化联合企业带建设计划，就因当地居民的联合抵制而破产。这对196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公害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民意面前，日本政治家，尤其是主政一方的地方首长，开始纷纷凭借“反公害”旗号争取民众支持。例如，飞鸟田一雄1963年出任横滨市市长、美浓部亮吉1967年出任东京都知事、黑田了一1971年出任大阪府知事、伊藤三郎1971年出任川崎市市长。
他们均以“反公害”姿态赢得选举，并先于中央政府强势推动治污。例如，飞鸟田一雄1964 年与电源开发公司签署《公害防止协定》，美浓部亮吉1969年制定《东京都防止公害条例》等。可以说，充分发挥地方主导权是战后日本公害行政演进史中的一大特色。
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国会重新开始加强立法。1970年12月召开的“临时国会”对《公害对策基本法》进行修订，将“环保应与经济相协调”条款删除，集中审议并通过14 部公害法案。此次国会被当时的媒体形容是“公害国会”，成篇累牍的报道对民间舆论的形成功不可没。
民间诉讼确立原则
同时，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要求损害赔偿和禁止排污的一系列“公害诉讼”正式拉开帷幕。最著名的无疑是被誉为“战后四大公害诉讼”的“新泻水俣病第一次诉讼”(1967年)、“四日市公害第一次诉讼”(1967年)、“痛痛病第一次诉讼”(1968年)和“熊本水俣病第一次诉讼”(1969年)。
1970年代初期，这些诉讼的原告方纷纷胜诉，这无疑在公害防止史上具有指向性的划时代意义。这些公害诉讼让日本确立了一些极重要的法律原则，如“预测污染物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是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履行的义务，忽视这些义务等同于过失”、“只要污染危害超限的既成事实成立，即使无过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等。
此外，通过这些公害诉讼，日本建立起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救济、补偿制度。
比如，日本《救济公害健康受害者特别措施法》(《救济法》)规定，需对因大气污染引起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的患者医疗费实施补偿，须由个人支付部分中，相关的事务费由国家和地方自治体负担，医疗费、医疗津贴、护理津贴由企业界负担一半，另一半则由国家和地方自治体负担。
日本《公害健康损害补偿等相关法律》(《公健法》)规定，在大气污染危害的“第一类指定区域”，即严重受大气污染影响而疾病多发区域，“损害补偿费”(含疗养费、身体障碍补偿费、家属补偿费、家属补助费、儿童补偿费、葬祭费等)通过“课征金体制”——根据硫氧化物排放量征收相应的“污染负荷量课征金”来征收财源。
可以说，在日本治理污染的整个过程中，国会立法、政府重视、市民运动、媒体助推、民间诉讼等都是缺一不可的推动力量。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也没有救世主，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有令不行、有法不依，中国今后的环保也必将有赖于每个人的合力推动，依靠凝聚社会共识来争取。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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