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 蔡成平[微博]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近15年的改革开放中，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国企总算顺利地摘掉了“贫困”帽子，变得财大气粗，改革流向转变之大令人唏嘘。然而除了既得利益阶层外，还有多少人会为这样的“脱贫”鼓上一呼呢？
漫画名：民企耕耘，国企收割不久前，国内某著名商学院院长在演讲中称，“没有国企，中国的贫富差距将更大”，这遭到了在日华人企业家宋文洲[微博]的公开呛声。宋痛批，“这些话既暴露了这家商学院的教学水平，也显露了这位院长的无知程度”，并断言“在今后20年里，若我国的500强的主要成分还是那些国企，我国将不会再有任何国际竞争力。国企兴旺，民生无望。”
该院长为“中国为什么需要国企”提供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中国没有IBM[微博]、通用电器、西门子等企业，若财富集中在家族企业手上，收入财富将更加不均；二是华人超越不了家族理念，一定要父子相传，若超越不了这一局限，中国企业不可能有竞争力，国企的地位也将不可替代。
中国需不需要国企，争论久矣。大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命题之一便是企业改革，而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国企改革，这也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从“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的走向无疑将影响中国的政改进程。
“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改革方针在国企改革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30多年的国企改革犹如一波三折的惊涛骇浪，承包制、股份制、抓大放小、产权改革、国资委[微博]、MBO、外资并购，都是大浪之下的小浪，每一次都深深地改变着国家的命运和走向。
但在30多年改革中，恐怕没有比近15年更富戏剧性了吧，其流向转变之大令人唏嘘不已。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思路，国企大起大落，国企改革跌跌撞撞。
朱镕基任内，曾掀起大规模的“国退民进”运动，朱镕基原则坚定地反对国企“私有化”，但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思路下，将改革的大刀挥向国企。在当时，下岗引发的社会不安以及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让这一改革饱受批评。但如今。这项改革被誉为是“将国企关进笼子里”，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并重新评价。
随着朱的离任，这一改革很快便戛然而止，就在其离任的同月，国资委[微博]宣告成立，“国退民进”时代正式被终结。在接下去的十年间，“国进民退”成为外界普遍的印象。在这十年间，不但企业改革的方向逆转，企业改革也逐渐失去了对象。舆论不再关注国企改革，围绕着这一话题的争议，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样的政策转换下，国企总算实现了夙愿——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益。国企不但顺利地摘掉了“贫困”帽子，而且变得财大气粗。但除了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既得利益阶层外，还有多少人会为这样的“脱贫”鼓上一呼呢？
正如宋文洲所言，“看看那出行必坐头等舱，前后人群簇拥的国企老总吧，他们恨不得能把所有的经费都花光，恨不得把所有权利都用尽，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名胜都用差旅费走遍！他们不光消耗着国家税收，压迫着民企成长，更磨损着人民信誉，吞噬着中国良心”。
从根本上讲，中国近十年间国企改革政策目标的实现实源自行业垄断，而绝非制度改革的方式，借用晚清学者刘师培的话来形容，无非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最终达到“利归权家”。
换个角度看，中国国企改革非但未能成功，反而陷入了更深层的困境，即改革方向迷失、改革动力减弱、垄断利益固化。“做强做大”的国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资委都已缺乏继续改革的动力，国企改革阻力已非十年前可比。
改革如同过窄门，被改革对象越是肥大化就越难以过关。中国的政权属性要求“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但破除国企垄断、压缩国企增肥速度和空间，当成为新一轮改革共识，这关系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
当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新的关注热点，“收入倍增计划”也让国人倍感“未来很幸福”。在转向内需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政策都无可非议，但归根结底，强内需的前提是强经济，这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回归到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改革路径。
为后人留下《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曾言：“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不与民争利，当是人民政府应坚守的最起码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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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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