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迅速获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也超过了社会的预期。不仅增加官员们腐败的成本，也事实上增加了企业家的风险，可能是当前企业家们大规模移民和考虑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在国外过得很艰辛，回国则创业有成。有调查显示，留学归国最近几年上升得很快，归国人员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国人员增长速度。最近，有两个看起来不太相关的热点，一个是大获成功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另一个是企业家移民。在《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在国外过得很艰辛，回国则创业有成。有调查显示，留学归国最近几年上升得很快。2012年留学归国的人员增长速度为46.6%，出国人数增长速度17.7%，归国人员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国人员增长速度。
曾几何时，留学几乎等同于移民。孟晓俊在离开中国时，也在机场说自己不再回来。现在情况则大不相同，大批的年轻人留学归国。曾经的留学生，现在无论是像清华施一公、北大饶毅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还是像孟晓俊一样在国外为生存而奋斗的国人，都纷纷归国。中国显示出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所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过去七年时间引进的全职海归博士超过了50人。
同时，又有调查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60%已完成移民或正在考虑。他们的行为，似乎描述的又是一个前景堪忧的中国。有人认为即使这批人移民，因其事业还在中国，不值得担忧。问题在于，移民的企业家，其投资行为会非常不同，短期投资多、长期投资少，流动性好的金融投资多、实体投资少。企业家们大规模移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企业家们移民，应该不是为了子女教育，因为不需移民也可以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也确实有很多人这样做。他们离开中国，也不应该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差距。很多子女在国外的老年人，因为言语不通、生活不适，少有愿意留在国外的。国内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还没有到影响他们回国意愿的程度，也不应该成为移民的根本原因。
我的理解是，企业家们移民，不应该是对中国前景的悲观，而是对个人前途的忧虑。
06年左右，曾经有过企业家“原罪”的大讨论。典型的“原罪”代表有顾雏军、唐万新、周正毅等。当时对“原罪”的讨论集中在企业家们早期创业阶段的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行为，但一个共同的理解是，后来的行为应该是规范合法的，所以只有“原罪”，没有“现行”。当时也没有出现企业家的移民潮。
过去的七、八年，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越发明显。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从2006年的18.3%增加到2011年的22%。很难有不和政府打交道而能够长期蓬勃成长的企业，也就很难避免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们的或多或少的腐败行为。因为这些行为通常没有得到及时惩治，企业家与官员形成了“法不择众”的预期，又进一步增大了腐败的范围。“原罪”可能已经变成了“常罪”。
当然，企业家们的隐忧仍在。新一届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迅速获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也超过了社会的预期。其作用不仅仅是增加官员们腐败的成本，也事实上增加了企业家的风险，可能是当前企业家们大规模移民和考虑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增加政府执法的一致性和长期性，把当前打击腐败的力度，变成一种可预期的常态。
(本文作者介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及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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