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吴胜武 [微博]
市场决定了城市化的进程和规律，市长要做的就是顺应这种规律。做得好的市长是顺应这个规律，做的一般的市长是没有阻碍它的规律，做的不好的市长就是阻碍它的规律。而现在，我认为很多时候是阻碍了这个发展规律，老是去设计很多东西，希望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
本届政府上任后，多次提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新型城镇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明确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作为地方政府，该怎样发展怎样的城镇化，该怎样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们一直思索的问题。
关于城镇化的多样化理解
关于“四个现代化”，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理解。如1954年第一次提出来的“四化”是指工业、农业、交通和国防现代化，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分别是“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现代化”，而现在提出“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同样的，在不同的区域里，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也是可以不同的。借用一位学者说过的一句话，“多样化决定了它的稳定性”，中国地域辽阔，国情丰富，东西南北中，各有各的不同，每个人对不同地方城镇化的理解不完全是一样的，而且我也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是对的，哪里的人就想哪里的城镇化，其他地方的城镇化最多也只是借鉴参考，最重要的还是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来打造多样化、差异性的城镇化。
市场而非市长决定了城镇化的进程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市场还是市长决定了城市化的进程？
我的理解是市场决定了城市化的进程，历史上是先有城市后有市长。市场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市长要做的就是顺应这种规律。做得好的市长是顺应这个规律，做的一般的市长是没有阻碍它的规律，做的不好的市长就是阻碍它的规律。而现在，我认为很多时候是阻碍了这个发展规律，老是去设计很多东西，希望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
英文里“市长”“区长”都是一个翻译，我也在反思自己，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有些是不是违心的？我经常在城区里看，一些老房子住的绝大多数是底层的市民，我觉得这个城市也是他们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却必须把它拆掉，因为这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现代化形象相冲突，影响了我们的视觉。这个观点不是我自身形成的，而是整个社会或者整个机制给政府管理层的压力。
比如像海曙区这么一个城区，29平方公里，30万人口，今年近71亿的财政收入，500亿的GDP，即便五年、十年不发展，我想西部某些县市区也赶不上海曙，但还是要抓紧发展，不发展不行。我们很清醒地认识到，在宁波市的范围内还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我们是中心城区，但已有很多区域来挑战这个中心城区的地位，为了保持住它，必须发展。
不可否认，我们很多工作是在人为地影响城市化发展规律。实际上整个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它还是有很多内在的规律，我们不要去破坏这些规律，或者应该更有耐性的等待这个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城市化要遵循资源配置的规律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我认为大城市要优先发展，因为只有在大城市，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对能源环境的消耗最低，唯一要解决的是城市不要给人们描绘出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最终告诉那些向往者这些不是你的。
其实很多人本身生活在农村也是很舒服的，现在所谓的返璞归真，就是希望今后回到农村生活，这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有些人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就逐步迁移到城市生活，或者从相对发展滞后的地区迁移到发展先进的地区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要从体制机制上去研究，怎么样使这种环境成为一种可能。这个我觉得我们研究的比较少。现在基层工作面临的最大冲突，往往是很多问题我们看到了，但我们解决不了。
举个例子，宁波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富二代”。这个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得很完整了，但是在新的阶段又有新的要求，现在提出建设智慧型的城市，就是希望在更高层次更高起点打造城市。
第一，要有智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过去盖房子，修路，现在工作都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的智慧化程度，也就是建设无线城、光网城市、免费上网等等一系列的，目的是希望整个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应更加灵敏。
第二，追求智慧化的产业发展。这不仅是指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科技服务等智慧产业，同时也是将智慧化作为所有产业转型升级、突破提升的动力和载体。
第三，提升外来人口集聚过程中的智慧化程度。现在宁波市有570万本地的户籍人口，400多万外来人口，这400多万外来人口中70%只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怎样逐步改变它的人口结构，比如这400多万人口怎么演变成本地人是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要建设一个智慧型的政府。政府的反应速度要非常快，重庆60小时秒杀一个区委书记，我们通过政务微博11小时秒杀一个服务窗口的办事员，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侧面反映了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智慧型政府应该具备快速回应的能力和态度。
为什么三个规划连不到一起
城市有大有小，就中国而言，可以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城市。我在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仔细研究了它的城市管理体系，新加坡就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城市；第二个层面是北京上海天津，是直辖市级的城市；第三比如深圳、宁波、大连、青岛，是副省级的城市；第四就是东莞、中山等，这一类的是地级的城市；第五层比如昆山、宁波的慈溪，现在叫副地市级的城市；再往下就是小城镇了。
其实这些都是城市，照理说对城市发展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政治体制或者政治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拥有能量的多寡。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划，三个规划连不到一起，为什么？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剩下是常委，分管某个部门，政府是不是能做到一个市长、一个副市长，这样局长就把该做的活儿干了，市长和副市长没有分工，就是统筹城市的发展，把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人口规划几个规划统筹发展。当前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其中的不同区域并不是作为整体，往往是很多任务从上级一直分解到街道，或者从县里分解到村里，这样导致了很多工作重心非常低，效率也非常低。
中国的城市化是个必然的趋势。在新一轮的发展过程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需要真正领会、体会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一个观点，我们尽量不去阻碍发展的规律，要顺应城镇化发展的规律。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法学硕士、管理学博士。现任浙江宁波市海曙区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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