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唐任伍[微博]
患上了“效率依赖症”的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以经济指标与经济效益为指挥棒，扮演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等全能角色，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和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代价，从而形成了政府效率悖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论述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时，曾提出了“政府悖论”这一命题。我针对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中的实践，将诺斯的“政府悖论”引申为“政府效率悖论”，并用以解释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为什么各种社会问题蔓延不止。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搞计划经济，效率极其低下，把与世界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大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政府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维理念指导下，追求高速度，以年均9.0%以上的速度加速度发展。
1978年我国的GDP只有3645亿元，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再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06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增加2万亿元。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50万亿，扣除价格因素，比2005年增长75%。这种速度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公平与效率，始终是治理者的一种两难选择。中国长期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计划经济怪圈中徘徊，对效率的渴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诱因。一旦进入效率至上的市场经济轨道，政府便像注入了一剂效率兴奋剂，产生了一股不可遏制的巨大效率惯性和强烈的路径依赖。GDP万能，GDP崇拜，增长就是一切，“做大蛋糕”成为中心工作。
于是，政府在这种创造GDP运动中，目空一切，什么资源稀缺，什么环境恶化，什么生态破坏，什么社会矛盾尖锐……这一切统统被GDP掩盖。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与高效率为目标、患上了“效率依赖症”的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以经济指标与经济效益为指挥棒，扮演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等全能角色，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和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代价，从而形成了政府效率悖论。
据大量的资料证明，由于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乡镇企业、“五小工业”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的江河湖海的污染速度超过了过去500年来的总和，几乎有水流的地方都有污染，太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淮河、渤海、黄海等，其污染程度几乎很难恢复到原始状态；30多年改革开放对资源的滥开、滥采和粗放使用，其数量相当于过去1000年的总和，很多矿产几乎覆灭，大量野生物种消失、绝迹，地下水超采导致很多地面下沉，70%的河流断流甚至干涸，连“母亲河”黄河也难逃断流的厄运。
更有甚者，这种对效率的过度追求，还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灵魂。人人以“快”为美，所谓“一天一层楼、十天一座桥、一个月一条路”的非科学行为被作为典型宣扬，于是乎，全国上下到处是造楼运动、造桥运动，中华大地被钢筋水泥堆砌，柔软的大地变成了硬邦邦的钢筋水泥林。
政府官员们在这种“效率万能”的思维定势下，从骨子里迸发出的效率冲动支配着自己的一切行为。快速致富、快速脱贫、快速发展压倒一切，于是滥用公共权力、不择手段的“设租”、“寻租”、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强烈的以权谋私、效率谋私的诱惑力，使得很多人成为“效率”的俘虏，栽倒在所谓的“效率”的脚下。
效率的冲动，使得政府的眼中只有经济效率没有社会公平，于是种种社会矛盾产生，中国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多发期，贫富分化悬殊，基尼系数超过0.5以上，财富以“高效率”迅速积聚到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面临着生不起、死不起、病不起、学上不起、业就不起、房住不起的尴尬局面。于是，效率催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自杀自焚事件、铤而走险事件，政府只得异化职责，减少、放弃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将“维稳”作为自身的中心工作。
我不得不说：“政府效率悖论”的恶果，全是“效率”惹的祸！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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