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恐惧症和内资零售的退化

　　徐昙 中国经营报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的提案颇受内资零售商企业的追捧。张近东提案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希望政府发挥法律和政策的作用，解决客观上存在的外资连锁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的问题。

　　而张近东的动议似乎有个落实的难点。零售业是中国开放最早的领域，截至目前，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几乎很难再看到明文许诺给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而现实中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又无处不在，所有这些“隐性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都来自于地方政府。毕竟招商引资粉饰政绩、增加税收是地方政府永远的主题。

　　例如沃尔玛进入太原中心城区，地方上不收一分钱的地皮费。江苏省某区政府为了让某外资零售进驻，对黄金地段的门店也仅收取了每平方米一元的象征性费用。曾有某省份的7个部门向一家外资零售商盛情相邀，许诺经营费用优惠。

　　按理说，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内资企业呼吁消除这种不公平市场生存状态的情况在诸多领域普遍存在，内资零售的代表在今年两会有此提案似乎别有深意。

　　2005年可以说是

零售业一个节点——对外资完全开放，内外资都急速开店抢占地盘。在此期间，许多内资中小超市纷纷倒闭。

　　对于大的内资企业来说，与外资在品牌优势、资金实力上相差不远，政策的优惠无疑让外资企业抢得几分先机。但是内资企业指望通过政策约束外资企业，提升自己

竞争力的愿望似乎已经很难实现。

　　外资的进攻、地方政府商业规划的不积极固然造成了对内资零售的冲击，但内资的困境甚至中小超市的倒闭潮，一定程度上是自杀而非他杀。

　　如苏宁、国美等大型内资连锁企业2005年快速扩张，但本质上都是“外延型扩张”。

　　同时，目前零售业的“蜕变的赢利模式”也造就了零售业的高风险。

　　企业赢利的根本在于创造新价值。就零售业来说，传统的盈利模式是零售商为厂商承担了一部分销售职能，厂商向其转让部分商品价值，形成购销差价使零售商赢利。

　　而今，这种传统的赢利模式几乎完全蜕变。绝大部分零售商通行的做法是通过银行贷款、收取进店费和占用供货商货款以维持正常经营并拓展商业连锁。主营利润在减少，非零售进账在增加，零售的职能大大弱化了。

　　一些不具备资金实力的超市占用供货商货款，把流动资金转化为固定资金，以至于不能保证资金的良性流动。一旦流动资金出现缺口以及供应商倒逼货款，就可能导致资金链骤然断裂，造成许多内资中小超市的“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