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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记者 李文玲
理论就是要超前，决不能跟在实践之后姗姗而行。这是资深金融学者赵海宽的信念。
别人都说赵海宽性格好静、稳重。然而，他内心却有一种冒险的精神。针对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诸多经济金融问题，他提出了不少前瞻性的观点和对策，并被决策层所接受或采
纳。
1998年第一期《经济研究》上，登载了署名“肖见”的一篇题为《国有大银行也可考虑试行股份制》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在当时的理论界是非常超前的，因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走什么道路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此文一经登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肖见”就是赵海宽。
赵海宽回忆这段往事，神情仍然有些激动。
赵海宽提出的能引起理论界和管理层高度关注的学术观点，还不只这一次。早在我国政策性银行诞生前的1988年，他就提出了建立政策性银行的设想，这一年，他在发表的《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中提出：“要把国家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单设专办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使国家商业银行有可能真正按照企业化办法进行经营。”他还是较早提出“债转股”设想的学者之一。他在1992年12月8日发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一文中说：“已决定转变为股份制的国有企业，把这部分(无法按期归还的)贷款转换为银行向企业的投资，即把相应借款凭证改变为股票，银行由债权人转变为股东，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国内出现的经济、金融形式的变化，使赵海宽形成了“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的观点。从1993年起，他是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以书面发言的形式提出了这一观点。2002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就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问题他正式提交了提案，并在有总理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进行发言，他的这个提案也成为当时媒体报道的热点。
赵海宽提出的理论观点，不少都被决策者采纳或被理论界公认。他对经济金融改革有价值、有贡献的理论思想，都是在他1982年始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以后形成的，20多年里，金融改革的实践，成为他展示思想才华的舞台。
赵海宽给自己总结出4个“较”字，即在党领导创办的银行里工作的时间较长，有50多年；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担任所长的时间较长，任所长12年、名誉所长10年；做学术报告的次数较多，在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均作过报告；参加评阅和答辩的博士毕业论文较多，每年评阅论文三四十本。
赵海宽出身于陕西省绥德县一个农民家庭。1947年，从米脂中学毕业后，赵海宽被调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赵海宽被派往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工作。1951年，组织上保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在人民大学，他读的是银行专业，这为他以后的理论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1965年，赵海宽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主要任务是帮助行长们做文字工作。1970年6月，因工作需要，他被派往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以外交官身份进行国际金融调查研究工作。他在瑞士工作了4年多，当时正是国内“文革”期间，而驻外机构环境相对宽松，不能带家属又使得他在时间上相对充裕，因此，他在这4年多时间里，阅读了不少的西方经济、金融论著，也对西方的银行体系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考察，写出了不少研究报告。这些知识的积累，成为他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金融改革创新思想的前期铺垫，也使他对我国金融业转型有前瞻性认识。赵海宽回国后，先后任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处副处长、处长、银行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人之一。1981年7月，他就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一年后任所长。
赵海宽说，他精通银行业务，管过金库，当过文书，干过密押工作，还会点钞、记账、办理储蓄业务，熟悉信贷工作……那时，面对工作中的难点，他善于思考，勤于写作，他的“豆腐块”文章经常见诸报刊。
在人行金融研究所工作的20多年里，他出版了8本专著、合著近10本著作、主编大型工具书9部、参加编审的书籍数十本，同时还发表经济、金融类论文300余篇。
谈起当年确定应用理论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时，至今，赵海宽对自己的选择仍感到欣慰。
赵海宽的兴趣广泛，他会几种乐器，喜欢下象棋，会打乒乓球，能跳交谊舞……可这些都被他放弃了。他执著于金融理论的研究，沉浸在电脑前“码字”的乐趣中。如今，他开始梳理自己的人生，正在写《回忆录》，他要让世人知道一个完整的赵海宽。
赵海宽说，由于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近年来外出活动减少，可他并没有在家闲着，他每天都要坐在电脑前工作。过去写文章从没有关注过自己，现在，他开始把视线转移到自己身上，他说：“这真是很大的乐趣。”
对于他的研究工作，他的家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的老伴在银行工作了40年，他们结婚已有50个年头。在家里，老伴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他的文章草稿出来一般要由老伴先看一遍，提提意见，在他学会使用电脑打字之前，文章还由老伴帮他誊写。
赵海宽与金融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他回忆过去，总离不开金融改革的话题，离不开他当年的研究工作。他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连续出现通货膨胀，币值不稳定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负面因素。我就把稳定币值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论证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慢性通货膨胀政策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等观点，并提出了许多制止通货膨胀的具体建议。”当“三角债”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严重问题的时候，他又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写了不少文章，提出“应该打破银行对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包下来的做法”，“银行应停止执行统一管理企业流动资金”等建议。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又围绕防范金融风险问题持续进行研究。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首先应从卷入危机国家自身来找。以最早陷入危机的泰国为例，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经济衰退；汇价管理制度缺少应变能力；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信任动摇。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清醒地认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看得出来，我国经济金融改革所走过的每一步，在赵海宽的生命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记者提到他的《回忆录》时，他说都在电脑里，还很乱，还要整理。他送给记者一本最近出版的《赵海宽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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