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们眼中的刘鸿儒

　　记者 李文玲

　　刘鸿儒的名字是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20年紧密相连的。11月10日，刘鸿儒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者是来自金融界、教育界和工商界的专家、学者及专业人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刘鸿儒的弟子，即毕业于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大家共同研讨总结这位中国金融改革的策划者和实践者的经济金融理论学术成果。

　　虽已经年过古稀，但刘鸿儒赤子胸怀、书生意气不减，他说：我是做教师出身的，一直对于研究感兴趣。但是我的研究不同于单纯的大学教授，不可能脱离决策层的意图去发表观点。我主要是把西方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找到最佳结合点。

　　1979年，中国金融改革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恢复农业银行。刘鸿儒出任新成立的农业银行副行长，这一年他49岁；1980年8月，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主管金融改革的副行长，同年，他倡议创建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担任导师至今；1984年出任中央金融改革研究小组组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漫谈中央银行》、《金融体制改革研究》、《金融调控论》3本专著，基本上囊括了他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整体思路和审慎考量。

　　中国转轨金融学的启蒙者

　　从大家对刘鸿儒称谓的不同，也足以看出他的丰富历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我们称他刘行长、刘主席、刘老师，是看不同的场合。资本市场讨论会等场合我们称刘主席，银行界的老人称他为刘行长，有的非正式场合我们称他刘头，而叫他刘老师，则是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夏斌曾是“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1级(首届)学生，与吴晓灵、胡晓炼都是同班同学，是刘鸿儒老师最早的弟子之一。夏斌对刘鸿儒老师金融思想的评价是：中国转轨金融学的启蒙人，金融改革实践的探索者。夏斌认为，现代金融学分为三方面：银行改革，包括商业银行改革、重组，注资；金融市场和市场化机构的建立；央行的宏观调控。这三方面都是刘鸿儒老师最先进行阐释和实践的。从银行改革理论方面看，20多年前，当时不能提商业银行，在刘老师的推动下，主要提的是银行企业化，就是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当时他想尽办法，一定要把大银行改革成商业银行。为此，先组建了交通银行等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作示范，探索建立商业银行之路。在金融市场学方面，在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金融市场学进行介绍的，是刘老师编写的《金融市场》一书，该书从理论到组织架构、从工具到法律法规进行了介绍。当时是沃尔克当美国美联储主席，刘行长和沃尔克进行交流，探索中央银行学，他编了《漫谈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一书，完整地介绍中央银行理论。夏斌说：“他不仅仅是把西方理论引进来，而且是结合中国的特点。现在按照国际准则，真正进入实质性的改革，还在走这个道路。”

　　也有人把刘鸿儒的研究成果按不同时期来划分。中国银河证券副总裁汤世生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刘鸿濡担任农业银行副行长时发表了数篇文章，谈到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第二个阶段，他回到央行工作以后，他写了很多重要的文章和著作，对中央银行功能作了系统的阐述。第三个阶段，他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开始创建中国的资本市场，并逐渐从全局高度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审视，提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的理论，进而提出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一系列理论。

　　1988年-1992年，刘鸿儒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1995年，他出任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中国证监会主席；1993年-2003年，他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10月，在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泽民找刘鸿儒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各界对要不要搞股票市场和股份制争论很大。刘对江说，股票这个东西谁也没有搞过，的确风险很大，但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我们有能力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市场发展的道路。很快中央决定，上海、深圳两个点不撤消，继续实验。

　　资本市场的勇敢探索者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万建华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学术思想有多深当时难以达到。关键是刘鸿儒关于现代金融理论的启蒙，在当时意义更重大。刘老师的贡献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探索实践。”

　　如果说，金融改革就是怎样从计划体制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彼岸的话，那么，刘鸿儒不仅是过渡方案的设计者，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先行者。夏斌深有感触地说：“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的形成，源于刘行长主导改革时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机构方面，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银行———深发展，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第一家租赁公司———中国租赁公司，还有第一家财务公司、第一家典当行、第一家城市信用社等等，这么多‘第一家’，都是冲破阻力推出的。”

　　在刘鸿儒的弟子中，证券业协会副会长聂庆平，是在刘鸿儒身边学习、工作时间较长的一位，他回忆起往事仍感慨万分。他说：“1982年，刘老师在武汉作了一个报告，听了报告后我当时就立志要报考刘老师的研究生。1989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我跟着刘老师作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在刘老师的提携下，我参加了研究中国企业(H股)香港上市方案。在刘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起草了国务院68号文件，参与组建中国证监会。我想说的是，刘老师对金融改革的贡献远远大于他对金融改革理论的贡献。”

　　聂庆平认为，在资本市场方面，刘鸿儒做了三个重要的开拓：第一，他是中国股市的开拓者；第二，他是中国现代市场化、专家化的政府监管部门的开拓者；第三，他是中国资本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的开拓者。聂庆平说：“在几乎要关闭深圳股市时，刘老师做了大量的挽救工作。1990年10月，他就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向江泽民同志做了详尽的汇报，并提出建议，之后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得以使深圳股市保留试点。深圳股市中5只老股票，其中最好的一只是深圳发展银行，而深发展是他在当人行副行长时所主导的第一个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试点。刘老师设计和创立了H股市场，使它在整个亚太资本市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是开创性的贡献。我和原来搞H股的同志聊起来，谈到中国现在并不缺少制度，存在的只是执行的问题，整个制度都已符合现代经济的运行要求了。这些制度即使在未来10年、20年，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

　　刘鸿儒现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会长，及中国金融

理财师标准委员会主任；仍定期到“五道口”讲课，其门下还有一批在读博士生。他说，若问我最难忘、最感欣慰的成就是什么？就是办了教育。我现在走到哪里，都有学生的关爱、支持和帮助，年轻人的朝气在推动着我，使我晚老了几年。他又说，当年有些教育主管部门认为“五道口”不正规，没有自己的专业教师队伍，组织了10个教授来检查，评审结果是，“五道口”的货币银行学科评了全国第一，国际金融学科评了第二。

　　金融才俊的辛勤园丁

　　汤世生说：“厉以宁老师在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给我影响很深，他说：最幸福的经济学家就是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经济学家。20多年过去了，我认为，刘老师就是最幸福的经济学家，不但他影响了政府决策，他的学生还在继续影响政府决策。”

　　20多年的辛勤浇灌和精心栽培，刘鸿儒的学生已经遍布天南地北，其中有一大批人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中坚力量。

　　刘鸿儒给学生上课既讲知识，也讲做人的道理。夏斌说：“我们当学生时，在刘老师关照下，研究生部一边请黄达、厉以宁等老师来讲课，一边请人行总行的司局长来讲金融工作的现状和矛盾，讲怎么发展。一边学知识，一边了解中国的现状，和部长获得的信息差不多。我们要发扬学以致用的‘五道口’学风。从孔夫子到毛主席都倡导这样的学风。”

　　原任刘鸿儒秘书的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行长刘连舸说：“从1987年到1990年，在刘老师身边工作，师母当时任中国租赁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也非常忙，用师母的话说，我和刘老师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他们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多得多。刘老师善于抓住经济金融理论中一些新的亮点，并及时传递给他的学生。”

　　的确，刘鸿儒花在学生身上的心血实在太多。工作再忙，他都坚持给学生上课，白天不行就改在晚上，常常是出差回来从机场就直奔课堂。有的同志劝他少去“五道口”讲课，因为有时候他正讲着课，上面的电话来了要找他，他不能马上赶到。因此有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他在央行副行长的职位上干了十多年，别人的这些看法他是非常清楚的。但只要回头看看当年中国的国情、中国金融人才的家底，就不能不对刘鸿儒的抉择而肃然起敬。

　　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但是作为老师，刘老师对于中国金融业的贡献不只在于“五道口”，而在于作为当代金融才俊的一代导师，其影响是深远的———这是刘鸿儒的弟子们最想说的话。